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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我一生和整个民族同步
张贤亮:我一生和整个民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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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2008年7月21日 《南方都市报》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张贤亮

张贤亮是谁?联系采访前,我询问了身边的朋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几乎都对这个名字不感到陌生,即便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当听到《牧马人》、《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都表现得异常兴奋,看得出这是属于一代人的作品。当然,8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他的作品和名气都感到陌生。张贤亮说,他儿子是个“80后”,在看他的作品之前,也只知道他爹是个作家,很多人找他,也很有名,写过什么一概不知,也一篇都没看过。

于是我很踌躇,在这个远离了张贤亮风行一时的年代,重访张贤亮除了让历史能保持温度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作用?虽然张贤亮的经历几乎与这个时代的进程高度合拍,他的每一步的跌宕起伏都能够与时代底色的变化完美地缝合在一起。甚至有人说,张贤亮的30年就是改革开放的30年。

直到有一天,一个同样是80年代的人启发我说,一个从贵族变成劳改犯,历经几次大劫难都不死后成了一名大作家,接着走上红地毯成了政治明星,最后又变成商海大亨的经历几乎是一部传奇,几乎聚集了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时尚元素时,我一拍大腿:嘿,这不就是张贤亮嘛!

(旁白: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又属于“关、管、斗、杀”分子的子女,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掉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背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为了给“新北京”建设腾出地方,1955年7月,张贤亮携“老母弱妹”“移民”“甘肃省宁夏专区贺兰县”。1957年7月,文学青年张贤亮发表长诗《大风歌》,斯时正值“反右运动”高潮,引起全国高度关注,《人民日报》发专文严厉批驳。张贤亮升格为全国瞩目的“右派分子”,开始了自己长达22年的农场劳改生涯。1978年,时年42岁的张贤亮身在银川附近的南梁农场,等待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变革。)

一本资本论改变我一生

进劳改队时,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只有《资本论》没没收,通过《资本论》我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当时的中央决策错误

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时候才21岁。虽然我绝对不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者,但全国都说我错了,报刊杂志对我的批判铺天盖地,周围的同事大会小会都对我批评,那样的环境使你不得不认为自己错了。我的的确确是抱着我错了、愿意通过劳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心态进的劳改队。后来我才发现,不是我错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错误,这是在1958年“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中。

这对我来说是个艰难的觉悟过程,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主要是一本书。因为劳改时不许看任何其他作品,马克思的书是让看的,马恩列斯毛嘛。虽然劳动很紧张,可是作为知识分子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这就和茨威格的小说《象棋的故事》一样。在非常有限的时间空间,比如下雨,出不了工,我就读马克思的《资本论》。

读《资本论》实际是别无选择。我被通知进劳改队时随身带了些书,那个时候进劳改队都要带自己铺盖的,不像现在还发制服、棉被,所以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书籍都带去了。进去时就检查,别的书,包括唐诗宋词、古文观止,还有大量的小说,文学作品都被没收了,恰恰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没没收。马克思嘛,可以读(哈哈)。这本书原来我没看过,是临走时随便塞的。因为它很厚,比别的书都厚,它又是精装的,可以当枕头,我这样带上的。很偶然的。

《资本论》虽然是一部批判资本主义的着作,但是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贯穿了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教给了我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我发现,60年代时的生产力是绝对不可能建设好上层的生产关系的。马克思告诉我,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阶段,它的生产力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它的政治文明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应该比资本主义更幸福。恰恰1958年-1961年时,三个都和马克思说的截然不同,完全相反。

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治措施和路线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使我觉悟,错的不是我,而是中央的高层决策者。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有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信心。

1958年-1961年的劳改生涯,成了我的觉悟的过程,也成就了《我的菩提树》,因为菩提树就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以后悟的道。

写小说就是为解救自己

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发现,说要想办法给我“摘帽”。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1978年改革开放,实际上1976年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我就知道中国绝对将开始变化。邓小平开始主持主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老干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给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对“文革”以前,历史政治运动当中的冤假错案要给予甄别,这不叫平反了,其中就有给右派甄别。再进一步,我觉得给我震动最大———1978年12月,突然广播喇叭里传来,在中国农村中摘掉“地富分子”帽子,因为你不管是解放老干部,不管是给“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不管是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受到冤屈的人甄别,都没有涉及“地富分子”这个群体。

它很广泛,牵扯3亿人。那时你爸爸是地主,你就是地主;你爸爸是富农,你就是富农,你儿子还是富农。中国是农业大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群体,和社会隔绝。那时我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右派分子,一顶是反革命分子。给右派分子甄别的文件有一条,如果右派分子又犯了新的罪行,就不在甄别的范围,所以我不在甄别之列。而那时候,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时打成右派的,几乎全平反了,就我没平反。

我知道平反是迟早的事情,但也着急,怎么样才能引起高层对我的注意,早点解脱?我自认为对经济学有一定的知识,就写经济学方面的文章,那时最着名的毛泽东语录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关于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之类的。我就写这样的文章,阐述按劳分配和八级工资制,投给《红旗》杂志。那时候很傻,真不知道《红旗》杂志是组稿的,不是自由投稿,所以都被退回来了。

1977年底,有一个回民朋友,两次劳改都跟我在一起,他已经出去了,后来当了宁夏伊斯兰教协会的秘书长。当时他下乡来看我,说,贤亮,你傻得很啊,中国就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哪来的政治经济学?他说你过去写诗,你不如写诗发到报上。他说,现在这个报纸有它的好处的,就是你投稿了编辑觉得可用,也不去调查身份。啊呀!一语惊醒梦中人!这个话点醒了我,我就写诗。有人问我你怎么走上文学路的啊,我不想包装自己,那个时候我必须要先出来。我为什么要写,就是要引起领导注意,要解救自己。

22年没写诗了,我就发觉自己写不出来。诗需要有激情,“文革”让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够,于是就开始写小说。第一次写的是《四封信》,投给《宁夏文艺》———《宁夏文艺》后来属于我领导啊(笑)———居然被采用了,而且放在头版头条。我一想,原来这个就叫小说啊,那我还得写,写了就投,投了就被刊登。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1979年初,我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了,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就这样,银川市原来调查我的、把我扣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现在所在的单位南梁农场,和我过去所在的单位甘肃省干部文化学校(宁夏党校前身),这5个单位组成一个联合调查组,来翻我的案。翻来翻去发现,我后来一系列的反革命都是因为右派分子这顶帽子而起———就说把你打成右派了,你不服,还想翻案,于是就把你升级成反革命。

1979年调入南梁农场子弟学校9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平反。

文学思想解放我是旗手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22年,可能是中国作家里劳改时间较长的。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最大的感受是,我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领受到政治高压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贵。我亲身体悟到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说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因为很多我是第一个写,实际上叫“闯禁区”。我成了中国文学领域里面勇闯禁区的一个领军人物。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将来人们会看到,思想解放首先是作家打开的,新时期文学的价值至今是被低估的。因为那时候很多领域是被控制的,电视不用说,电影审得更厉害,美术倒是有新新画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围很小。只有文学,特别是小说限制很少。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

80年代时,每天我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我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我是1984年发表的《绿化树》,《绿化树》最后一段写许灵均走上红地毯,刚好我也当上了政协委员(1983年,张贤亮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争议非常大。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我也一样。劳改20多年,我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我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我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下海”适得其会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开始多元化了,我的火山爆发期也过了,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70多万办起了影视城

(旁白:《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分获1980年及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化树》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畅销大江南北。正当张贤亮的文学事业走向顶峰时,进入90年代,张贤亮悄然转身商海。1993年,宁夏西部影视城,在张贤亮手里一个崭新的也是花费他最大心血的作品诞生了。)

我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但我一直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度。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一个业余活动,专业作家制度绝对不是一个促进文学生产力发展的好机制。专业作家制度还使作家脱离了生活,生产力下降,甚至素材枯竭。我不喜欢。

我觉得我下海是适得其会的。因为90年代的文化已经开始多元化了,人们的业余时间也开始分流了,不是光看小说了,文学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人们都开始奔钱了嘛。90年代我的火山爆发期已经过了,处于休眠状态。

90年代,我们这一批作家逐渐退到二线了,很多也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些风云一时的旗手,开始进入衰退期了。也有人不写小说改写散文了,还没有脱离文学的领域,我来个华丽的转身,我从文学领域跳到市场里面。

为什么说适逢其会呢?那时正好邓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国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纷纷大办第三产业。我是宁夏文联主席,全国文联都蠢蠢欲动搞三产,宁夏能搞什么呢?

拜劳改生涯所赐啊。在南梁农场时,我在赶集的路上见到了荒凉的镇北堡,让我很震撼。平反后我在宁夏文联,遇到来拍电影的导演,我就把它介绍给电影界。第一部片子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第二部谢晋的《牧马人》,也是我的本子。后来就有陈凯歌的《黄土地》,张艺谋的《红高粱》,冯小宁的《红河谷》,这个地方几乎成了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外景拍摄地。

我就想,干脆办个影视城。但办影视城要钱,我就把所有作品外文版版权获得的外汇存折拿来了,折合成人民币70多万。那时候没有什么产权一说,等于文联拿着我的钱来贷款给文联办一个产业,但这个产业还是属于文联的,而拿我的身家性命抵押,就这么开始创业。

现在是办起来了,当然中间很曲折。你们不要以为名人办事很容易,名人是双刃剑。最根本的,我是在一个市场无序的状态下搞文化产业的,个人对抗市场的无序,很累啊。

九十岁时方有真正自由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希望破除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形成的利益集团。我将来还会写书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

说来真巧,我很有幸。想想这30年,我的经历和整个民族的经历是同步的,我们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也遇到灾难;当民族开始复苏的时候,我也开始复苏;当民族开始崛起的时候,我也开始崛起;当民族开始向兴旺发达发展方向走,我也朝这个方向走;当民族在兴旺发达的路上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我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改革开放应该是从1978年算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正好是落实政策的受益者。然后国家开始建设现代化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我开始写小说,重新走上文坛。当我们国家开始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并且在改革开放上有进一步的深入,我开始参政议政,进入全国政协。整个80年代,是我们民族的奋发期,所以至今很多人在怀念80年代。那个时代给我提供写作上的广阔天地。我不断地闯禁区,使我在文学上有很大的成就。到了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碰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一度在争论是进还是退,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到此为止,而90年代初我也开始在文学上有一个停顿。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以后,我下海。可以说中国的经济自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一直高歌猛进,我也一直高歌猛进。一直到现在,到2008年,国家碰上了雪灾,撞火车,地震,我碰上了些企业经营的麻烦。当然,我等着到奥运会的时候再雄起。

唉,你说是不是人天生是不平等的(沉默,抽烟)?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得多啊。改革开放前,尽管我是平反了,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犯了错误的,有历史污点的。所以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是给了全体人以机会,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也给社会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我经过洗牌,就和大家一样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现在顶多成了个老头在公园里打打牌。

现在,我跟公园里钓鱼和打牌的老头最大的区别在于我有话语权。不仅有话语权,还有财富。

我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开放同命运共呼吸。我要极力保护我自己的权益。保卫自己利益最根本的方法,一个要使全体中国人民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二个要使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制度不断完善。

我说过,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够主掌人物的命运,但是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运所主掌的。

说到改革开放30年,现在就是中央高层的的确确和老百姓是一致的,通过抗雪灾,通过这次抗震,都能感受出来,可是一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新一轮解放思想就应该提出来,在政治上增加透明度,增加人民群众对于政治的直接参与性,只有这个法宝,才是破解中国贪、腐难题的一个利器。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是乐观的,这个利益集团是必然要被破解的。

我现在在干什么?玩。文学啊,就是我一生的副产品而已。影城也是。你说主业是什么?快乐,追求快乐,创造性地追求快乐。

我将来还会写书的,写我在劳改队里是怎么想、怎么生活的,但这本书我现在不能发。我到90岁时方才自由,才能说一些不可告人的话(哈哈)。我今年72,等18年以后,我90岁了就都告诉你。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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