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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南京:桨声灯影秦淮
老南京:桨声灯影秦淮
楚尘文化     阅读传统中文版


六朝金粉,秦淮艳影;虎踞龙盘,人文荟萃。

在叶兆言充满感情的笔下,秦淮歌女的命运,文人学者的风貌,紫金山的古树,玄武湖的碧波,抗战烽火,民间生活……南京在沧桑厚重之外,平添了亲切感和真实性。

350幅精挑细选的南京老照片,配以详尽而感性的文字解读,从各个层面对南京进行了直观的呈现,这些永恒的瞬间,使已经逝去的人物、风景、事件,鲜活地再现于眼前。

在叶兆言的文字里,在老照片的画面中,南京的过往,仿佛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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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淮河两岸,早在六朝时就是繁华地段。这张照片摄于1888年。

昔日的繁华妩媚,似乎也已随着秦淮河水缓缓逝去。

“秦淮灯船之盛, 天下所无。两岸河房,雕栏画槛。倚窗丝幛,十里珠帘。”古人文章中的繁华,在这张老照片中,仍然能窥见到一斑。

秦淮河是一条文化含金量很高的河,人们提到它,不由自主就会把历史拉出来。有关秦淮河,无非两种声音。一是它的繁华,十里秦淮,六朝金粉,许多人大把地扔银子,醉生梦死,快活一天是一天。一是它的伤感,“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醉醒时分的感觉,往事不堪回首,所谓“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春发”。两种声音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秦淮八艳,出现李香君和柳如是,出现马湘兰和寇白门,艳绝风尘,侠骨芳心,虽然是妓,却比男子汉大丈夫更爱国。人们不愿意忘掉这些倾国倾城的名妓,在诗文中一再提到,温旧梦,寄遐思,借历史的伤疤,抒发自己心头的忧恨。

摄于1910 年的秦淮河畔文星阁,又称魁光阁,表示这里是读书人发迹的地方。

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去爱国,在妓女中寻觅知音。自宋朝南迁,中国人的柔弱委顿之风,逐渐恶习难改。武不能收复失地,文不敢针砭时弊,结果就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天王洪秀全玉玺, 玺文为“太平玉玺,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天王洪日,主王舆笃,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八位万岁,永赐天禄,永定乾坤,恩和辑睦”。

清人所书梁武帝萧衍(464—549)莫愁湖《河中之水歌》

太平天国一路打到南京,首都便定在了这里。农民起义,想问题总有些简单。洪秀全显然不喜欢妓女,一到南京,就下令禁妓,而且他显然还是一位要干涉别人性生活的天王,在他眼皮底下,男女得分开来住,设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随随便便。管得这么严,秦淮河的妓女没饭吃,只好往上海的租界跑。这一跑,南京的商业萧条了,民风干净了许多,秦淮河的繁华也不复存在。繁华是人民群众享受物质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妓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有时候就这么怪,缺了它,秦淮河不仅不热闹,而且害得许多与妓女配套的行当,都没饭吃。


曾国藩的湘军来到南京,虽然杀了不少“长毛”,可他毕竟是读书人,知道迅速恢复繁华的重要,也知道如何恢复的窍门。要繁荣商业,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效管仲设女闾”,允许恢复六家妓院。曾国藩被誉为封建社会的“完人”,立功,立业,还立言,死后被追谥为曾文正公。他的古文成就很高,大家所熟悉的《曾文正公家书》,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是畅销书。曾国藩成为清古文桐城派后,湘乡派的杰出代表。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俞樾和薛福成,也是很好的古文家。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是已故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而中学课本中常选的《观巴黎油画记》就出自薛福成之手。

曾国藩的照片,是谁拍摄已无法考证,可能是外国人。

皇帝赏赐曾国藩的碑,这是皇帝给手下戴高帽子。

俞樾(1821—1907)。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清末着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学家。门下有章太炎、吴昌硕、井上陈政〔日〕等。

就是这么一位完人曾文正公,繁荣南京的市容,也只能出此下策。据说一开始的那六家妓院,是硬指标,妓院的人数多少不论,妓院数量不许突破。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只要开禁,事情也就明摆,开了禁就别想再拦住,魔瓶的塞子被拉开,魔鬼的节日也就到了。《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上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着闻风而来,遂大有丰昌气象矣。


开禁果然立竿见影。谈到近代上海经济史,有一点不该回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钱人,都吓到上海租界去了。别以为租界的繁华,是外国人的恩赐,外国人赚的可是中国人的钱,是中国人自己繁华了租界。秦淮河开禁,商人富绅和成群结队的妓女又携手重返,上海租界人口骤减,工商业立刻随之萧条,于是“阛阓遽为减色,掷缠头者非复如前之慷慨矣”。

秦淮艺妓。不知道这照片怎么拍的,好像是在照相馆,因为身后像是布景。

民国时期的妓女

莫愁湖中的曾公阁

繁荣“娼盛”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娼盛是一个尴尬的场景。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认定卖淫制度辅助了婚姻制度,而妓女得以存在的真相,就在于社会“另立了一些女人,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西方的一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公然把妓院比喻成一座宫殿中的下水道,没有下水道,整个皇宫便积满污物,如果将妓院从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个世界会充满兽奸。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


无论是一代完人的曾国藩,还是哲学家罗素,还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共同点都不是以一个嫖客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们自己并不是嫖客。多少年来,禁娼和开禁,始终成为秦淮河的话题。因为有了禁,所以要开禁,而开禁,又意味着新的禁令很快就会颁布。翻开厚厚的历史,找不到公开赞赏妓女的政府。公元前600年,齐国的管仲设女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谓女闾,就是妓院,是世界历史上有案可稽最早的泄欲场所,和它相比,由梭伦创造闻名世界的雅典国家妓院不得不屈居第二。


古代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时设营妓,营妓的作用,是在军队中“献伎,呈身,侍宿”,妓是帝王犒赏和控制军队的手段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妓总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唐朝,各朝政府对妓,差不多都是采取了禁的态度,当然这禁,只是不许政府的官员嫖娼宿妓。在封建时代,妓是官方行为,具有国营性质,即一切都由国家管理,官方来保护和收税。官员嫖娼是犯法的,女人私自卖淫,也犯法。逼良为娼是个很大的罪名。


古代的“妓”和“伎”相通,意谓妓不仅卖身,更多的时候是卖艺。官妓和营妓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国家剧团,而古人和妓女来往,精神享受绝对多于肉体交易。官妓时代和私妓时代的禁,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禁止政府官员出入风流场所,后者不许私自非法卖淫。简单地说,秦淮河的繁华,和官方允许的妓院设在这里有关。古人要想风流,就可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这儿寻欢作乐。古时候,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开设妓院。秦淮自古多情水,这里既然给了特殊的政策,于是经济也就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乾隆年间出版的《续板桥杂记》上写着:


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


民国时夫子庙秦淮河两岸

民国时期秦淮河畔街景

秦淮河从官妓时代步入私娼时代,一切都改变了,从崇尚歌舞技艺,擅长琴棋书画,转化为赤裸裸的人肉交易。“国营的公娼”逐渐敌不过“个体的私娼”,妓女已成为纯粹的泄欲工具和被剥削对象。秦淮河再也出不了李香君和柳如是,出不了马湘兰和寇白门,嫖客中也见不到侯方域和陈卧子。自晚清以后,民风大变,不属于国营而是个体的私娼,野蛮拉客,到处泛滥,秦淮河独步妓坛的风光已一去不返。上海的租界,北京的八大胡同,广州的陈塘和东堤,很快就显露出后来居上的峥嵘。


1923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和比他小两岁的俞平伯结伴游秦淮河,两人分别以此经历,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发表在当时的《东方杂志》上。这两篇文章影响很大,被誉为美文的范例,常常被选入课本。其实,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文章都很稚嫩,并不适合作为范文。朱俞二位当时还年轻,而且那是白话文刚开始的年头,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能写出娴熟的白话文的人并不多。

选这张照片的原因,是觉得朱自清先生的眼神很有意思,《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所以独特,和朱先生的这双眼睛有关系。对于秦淮歌女来说,这眼神太一本正经。

朱自清写作时的秦淮河畔小公园

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流露出了当时进步青年的活思想。“进步”这两个字,在今天似乎已经不太重要。进步仿佛只适合于那种特别落后的时代,在进步的时代里,我们常说的词是时髦。朱自清先生是第二次游秦淮河,第一次什么时候,他没说,只说自己过去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歌,这次重游,听说歌妓年前已被取缔,“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这是故事开始前的心态,朱先生显然是喜欢听歌的,听说没有歌女了,有一种说不出的遗憾。


没想到游河时,歌妓不但照样出现,而且与过去相比较,有过之无不及。公然有人跳上船来,死皮赖脸纠缠着让点歌。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窘境,本来还觉得有些遗憾的朱先生,此时胸口怦怦直跳,在桨声灯影中接过歌本,装出大方地向歌妓们瞥了一眼,胡乱将歌本翻了几下,赶紧奉还。来者又把歌本塞给俞平伯先生,俞先生连接的勇气都没有,不住地挥手,说“不要,不要”。


纠缠的人实在太多,这条船过去了,那条船又迅速靠拢过来。此时此情此景,真正感到不自在和狼狈的,只是朱先生和俞先生两个书呆子,在皮条客疯狂的夹击下,他们狼狈地逃跑了,事后开展了一番当初应该如何拒绝的讨论,朱自清觉得板着脸说“不”的态度太冷,太伤那些歌妓的心,无论有什么样的理由,让歌妓的希望落空,多少有些“不作美了”。朱先生认为应该和颜悦色,好声好气,和皮条客摆事实讲道理,应该说:“你不知道,这事我们是不能做的。”俞先生觉得朱先生的想法太可笑,因为皮条客完全有理由可以反问,他们可以理直气壮,说你们又不是太监,为什么不能做。如果和皮条客解释为什么,又无异于对牛弹琴。大家都觉得对方不对,这两种人水火不容,没办法一起说道理。朱先生、俞先生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既让我们窥探到当时“娼盛”的一斑,又让我们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和以往的旧文人,心态上已经有了划时代的不同。朱先生坦然承认了自己想听歌的愿望,听歌不比狎妓,正如歌妓可以卖艺而不卖身。秦淮河上歌声四起,歌舞升平,当时唱的显然都是小曲,肯定动听。然而理智往往能占上风,朱先生明白歌是一种自然流露,歌妓既然被逼为歌,其歌必然失去艺术趣味,因此,对于她们的不幸身世,应该哀矜勿喜。俞先生更以周作人的小诗表明自己的观念:


我为了自己的儿女才爱小孩,

为了自己的妻才爱女人。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美化了河水,让人们误以为当时还是一池清水,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错觉。比今天严重污染的秦淮河的水质略好一些,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淮河就屡屡臭不可闻。秦淮河的文化变了味,秦淮河水,也一起改变了颜色。秦淮河的繁华,并不因为它仅仅是人肉市场,然而繁华二字,却脱离不了藏污纳垢。

民国时期的夫子庙

夫子庙的摊贩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长刘纪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蒋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运动,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写上了“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十个大字,风气顿时为之一变。可惜,时逢1929—193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备受影响,南京工商团体迫于经济形势,建议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戏剧性地进入了禁还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纷纷商讨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见少,作为重要财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新任市长刘纪文要建立新首都形象,下令禁娼。不久,蒋介石又提出要搞新生活运动,秦淮月牙池那道照壁上,赫然写上了“实行新生活,严禁烟赌娼”十个大字,风气顿时为之一变。可惜,时逢1929—1934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备受影响,南京工商团体迫于经济形势,建议政府解除禁令,秦淮河于是很戏剧性地进入了禁还是不禁的怪圈。各界人士纷纷商讨论证,得出的结论是禁了明娼,暗娼并未见少,作为重要财政收入的花捐,反而全部流失。

南京国民政府要人云集

国民政府的大佬们,中间四位是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这些人来到南京,不久,国民政府就成立了。

南京国民政府大楼

尽管有妇女代表坚决反对,南京轰轰烈烈的禁娼,最终不了了之。新生活很快被讥为“性生活”,禁娼也成了“事实上竟不能禁,而形式上不能不禁”的游戏。当时的《大夏晚报》曾做过详细报道,说市府路一带有“私娼集团拉客举动”。“集团拉客”四个字,如火如荼,颇为壮观,报道的结尾说:


我们赞成禁娼,也不反对开禁。政策的施行,应该求其货真价实,挂羊头卖狗肉,是最要不得的。


这篇报道说出了当时的“娼盛”真相。民国时期秦淮河的繁华,有无数历史老照片可以作证。灯红酒绿,桨声灯影,随着南京城内的小火车和宁芜线接通,新建的铁路桥太矮,大画舫无法经过,加上水太臭了,人们开始纷纷上岸,在秦淮河沿岸大做文章,贡院街一带“戏茶厅”鳞次栉比,歌女舞伎登台献艺,游荡子弟趋之若鹜。30年代以后的秦淮画舫,已经失去了往日魅力,是否在秦淮河里荡舟,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鼓词歌星小黑姑娘的玉照。民国时期,南京人喜欢听大鼓,这小黑姑娘应该算是今日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的前辈。小黑姑娘刚出道的时候,与另一名家白云鹏在夫子庙打擂台。白氏一唱,嘘声四起,小黑唱毕,掌声雷动。小黑姑娘漂亮,回眸一笑,众生倾倒,然而艳则招非,贪色者得不到,就毁她。于是最后的结局,小黑姑娘嫁了一位商人,从此匿迹鼓坛。

民国时期的明远楼,市府所在地,因为就在夫子庙,这里的“娼盛”,一直让市政府感到丢脸。

一艘艘停泊岸边的画舫,成了歌女清唱的舞台。夫子庙一带是流行歌曲泛滥的地方,京戏、文明戏、新式话剧、好莱坞电影、大鼓、说书、评弹,各种艺术形式,都能在这里找到观众。和全国各地的妓女集中地有所不同,秦淮河娼妓再多,以娱乐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变。秦淮河怎么改变,仍然还是一个艺术世界。民国前是这样,民国后也是这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是这样,抗战以后,在汪伪政权的统治下,仍然是这样。秦淮河从来就不仅仅是妓女和嫖客的天下。


在南京人眼里,灯红酒绿,秦淮歌女的身份,一直很可疑。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卖艺不卖身,但是从一些歌女的行为上,仍然能看到“秦淮八艳”的遗韵。当年张恨水在南京定居,常联络一帮文人记者,与相熟悉的歌女雅聚,借喝茶而座谈。歌女诉说自己的故事,说男人的种种丑行,最后都变成了张恨水的小说。和“秦淮八艳”一样,秦淮河的歌女向来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其实,歌女中成才的大有其人,譬如王玉蓉后来成为京剧名伶,王熙春步入影剧界,成为上海的电影明星;譬如黄梅戏中的头牌花旦严凤英,一度也在秦淮河畔卖唱伴舞,她当时的名字叫严黛凤,知道的人也许还不太多。


当歌女身不由己,出淤泥也可以不染,很多歌女力图改变处境,想把握自己的命运。譬如群芳阁举办的歌后评选,曾以得票最多当选“歌后”的王玉蓉,就一边卖艺,一边偷偷地在京华中学读书。新女性是当时许多年轻女性仰慕的目标,即使是俗为歌女,也心向往之。王玉蓉当上了歌后,有人向经常涉足青楼歌场的校长告密,道貌岸然的校长闻讯勃然大怒,认为歌女和妓女如出一辙,立刻以败坏学风为名,将王玉蓉开除出校。校长能出入歌场,歌女却不能读书,难怪当时有记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纷纷写文章抨击。

在街头茶馆喝茶的客人。喝茶是一项有益的休闲活动,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人们总喜欢坐下来,喝着茶,聊些什么,说说秦淮河的桨声灯影,即使是在这种最简单的露天茶馆里也一样。可惜现在已听不见当年喝茶的人,都说了些什么。

抗战前,为了有别于私娼,南京的歌女曾被勒令佩戴桃花章。歌女们觉得此举有损人格,一个个拒绝佩戴。南京的各大报纸,为此展开了激烈论战,双方引经据典,褒贬桃花。一方认定桃花好,如“艳如桃李”,如“桃符”为祥瑞;而另一方却坚决反对,提出“桃花命薄”、“桃花江是美人窠”、“轻薄桃花逐水流”等比喻。连算命的也按捺不住,跳出来凑热闹,说桃花是凶星,主“男为痨瘵,女为风尘”。


当局的勒令显然带有歧视。胳膊扭不过大腿,歌女们不乐意,也只能佩戴,因为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人总不能不吃饭。“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基于国难当头,下令取缔女招待侑酒。“侑”是劝的意思,有些相当于今天的陪酒女郎。女招待不许再劝酒,而且和歌女一样,也要着侍服佩证章上岗。四个多月以后,南京沦陷了,这一点,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官僚们并未想到。


2015-08-23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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