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韵网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选择语言   传统中文
你好,请 登陆 或 注册
首页 人文思韵 传奇人物 历史思潮 时代作品 话题讨论 国民思韵 民初捐助 账户管理
  搜索  
    时代作品 >>> 讲座与培训 学习生活经验
字体    

【推荐】梁涛:有必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出“上帝”吗?
【推荐】梁涛:有必要从中国历史里找出“上帝”吗?
腾讯思享会     阅读传统中文版

编者按

“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请回来吗?即使找到了,也与西方的上帝不是同一个类型。天人关系,中国讲合一,西方讲不同;中国讲连续,西方讲断裂。”针对作者杨鹏现场发言“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副院长梁涛针锋相对,提出“有必要从中国历史上找出上帝来吗?”以下为演讲实录:


有必要把上帝重新请回来吗?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向西方寻求真理,但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罗马,一个是希伯来。以往我们更多是学习希腊、罗马,科学、民主、法制等都是从希腊、罗马这个源头发展来的。其实向西方文化学习,还有希伯来的问题,学习基督教的上帝文化。只不过与希腊相比,这是一条隐线。若隐若现,但又不绝如缕。杨鹏先生的这本书就属于这条隐线,近些年由于基督教发展得比较快,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了。但是,一旦说到学习希伯来,学习基督教,牵涉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今天说学习科学、民主、法制谁也不会反对。但如果说到学习希伯来基督教,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学习什么?为什么要学习?


杨鹏这本书叫《“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其焦虑的是上帝的问题。那么,中国人今天需要一个上帝吗?是否需要将上帝重新请回来吗?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讨论的,大家的看法可能也很不一致。认为需要的,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一是我们缺乏信仰,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不够真诚,比较实用、比较现实,所以需要有一个上帝,需要一双上帝的眼睛,使我们变得虔诚起来。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有利就有弊,重实用对于信仰而言固然是一种弱点,但也可能不那么偏狭,具有了包容性,而信仰过于绝对,就会有严苛、排他的一面,所以仅仅以信仰为理由还是不充分的,除非你认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都还不算是信仰。


还有一个理由,认为如果没有上帝,就缺乏限制、制约君权的力量。杨鹏的书中也提到这一点,但是这个说法也是可以讨论的。因为神权同样是需要制约的,而且神权往往比君权更严酷、更可怕。想想中世纪神权下的欧洲与同时代君权下的中国,哪个更为严酷?哪个社会老百姓生活得相对自然、轻松一些呢?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君权下的中国。皇帝只管你交税纳粮,虽然也有教化的问题,但对思想不会管那么多。中国古代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引水,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基督教的社会中恐怕就没有这么自由、洒脱了。


另外还有独立人格的问题,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没有上帝,所以中国人没有培养起独立人格。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仅仅从儒家传统来看,哪些儒者最具有独立人格的呢?显然是心学一派,最早可追溯到孟子,以后有陆王。可是这一派恰恰是不那么强调天或者上帝的,他们重视的是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对于心学派的独立人格如何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说明独立人格不一定非要上帝。信仰上帝是否就一定有独立人格?我没有研究过,不好下结论,但我感觉恐怕还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救赎精神,是否是独立人格很难说。反过来说,独立人格的确立,不一定非要有上帝,通过信仰其他的超越者,比如天命、天道,或者本心之类的,也可以有独立人格。


学习基督教文化是时代课题


所以以上所列的几点,理由并不充分。不过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向基督教学习,相反,我认为向基督教文化学习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面对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近些年在国内传播迅速的宗教文化,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呢?所以就像当年宋儒曾经“出入佛老数十载,然后反之六经”,通过学习、借鉴同时也是回应佛老,完成了儒学的复兴一样,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向基督教文化学习的问题。如果个人选择了基督教信仰,自不必说。即使你持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也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并做出回应。所以基督教的话题越来越受人关注,是有原因的。


中西方的上帝类型不同


回到杨鹏的这本书来,我觉得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中国有没有上帝?是否信仰过上帝?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必要绕一个弯子,绕到利玛窦、南怀仁等人那里去,用传教士的观点来证明中国曾经信仰过上帝,这个弯子绕得有点大。其实人类学、宗教学已证明,人类各个民族都有一个神权时代,有一个信仰神的时代,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上帝在中国”是成立的。但我们有过什么样的上帝?这个问题很关键,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国文献比如甲骨文中的“上帝”是不是就是西方的God、耶和华?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上帝?或者说上帝为什么隐遁了?让位给“天”或者“天道”?这是因为我们的上帝与西方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此上帝非彼上帝,上帝类型不一样。而类型不同发展也就不同,不同的上帝类型决定了不同中西不同的宗教发展路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后面的讨论就容易了。


天人关系 中国讲合西方讲分


关于古代中国的宗教类型,学术界有讨论,不过一般是以天人关系的形式出现的。如果大家去过香港中文大学,到了山顶上就会看到着名的“天人合一”亭,旁边刻着钱穆的《天人合一》。这是1989年钱穆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新亚书院成立四十周年的一个发言,前一段在网络上被不断转发,钱穆是1990年去世的,所以这是钱穆的最后一次演讲了。不过其中的一些观点在《湖上闲思录》中已有表达,《湖》约成稿于1948年,所以代表了钱穆40多年的思考。最近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他的封笔之作《天人之际》,也是讲天人关系的,他们师徒二人都是用一生来思考这个问题。


钱穆先生的《天人合一》显得抽象一些,讨论中西文化比较都有这个问题,但还是有助我们对中西宗教做些思考。钱穆说,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与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然后又说,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句话可能会引起争议,也比较抽象。但如果把这句话中的“天”换成“上帝”,是说将上帝与人分别来讲,是离开了人来讲上帝,这个讲法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上帝不受人的影响,人不能要求、影响上帝更不能发号施令。钱穆认为,在这一点上中西是不同的。他说,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这句非常关键的,是钱穆关于天人关系的重要表述。一方面天对我们有所命,“命犹令也”,天向我们降下命令,但这个命或令是抽象的、含混的,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定,但又待我们去充实、完善、丰富它,所以天命是未定的,有待完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如果道将一切都规定好了,那我们只能服从,只能以“道弘人”;但如果道只是规定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就像一条道路——道的本意就是道路,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生的努力去实践、丰富、完善这个道,所以是“人能弘道”。道不尽来自天,也有人参与其中。这才体现了人的自由,人的主体性。


所以饶宗颐教授认为,中国人在天人关系上实际是“天人互益”,也就是天人互助,是一种行动境界,通过实践把天道呈现出来。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特点。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天人关系中的天一定是向天道发展,而不是上帝。上帝是有位格的,而天道可能是一个法则,是创生的根源,却不必具有人格性。


杜维明教授有一篇文章叫《存有的连续性》,是从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古代宇宙观的,认为天与人之间是连续性的,具有连续性、整体性和动力性的特点,不存在连续之外的存有。所以中国不会有上帝无中生有的观念,中国古代也有创世的神话,如盘古开天地,但盘古与上帝还是不同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安乐哲教授反对使用“超越”的概念表述中国思想,因为根据西方对“超越”的严格定义,A能决定B,但B不能决定A,A对B就是超越的。但在中国是A影响B,B也影响A,是天人互动、天人互益,所以二者是不一样的。


天人关系 中国讲连续西方讲断裂


杜维明、安乐哲是从哲学上讲的,美国哈佛的张光直教授则是从人类学、考古学讲中西天人观的不同。他认为中西的天人观的不同,在于一个是连续,一个是断裂。中国是连续的,天人可以相互作用、影响;西方是断裂的,天(上帝)发号施令,人被动地服从。人曾经不知天高地厚,想建一个巴别塔来通天,结果惹得上帝大怒,打乱了他们的语言,使其彼此无法交流、沟通,这样人的异想天开遭到了惩罚。张光直认为中国是一种类似萨满式的宇宙观,宇宙分为多层,以中间的一层以下的下层世界和以上的上层世界为主要的区分。宇宙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穿通,这个柱与萨满所谓的“世界之轴”非常近似,是上界与下界之间有一种升降的通道,所以天人之间是相通的,连续的。另外,宇宙的每一层里往往都有神灵,所以中国古代是多神崇拜,当然也有最高的神灵,这个神灵固然控制着人类和和其他生物的命运,但他们也可以为人所操纵,例如通过供奉牺牲等等。


张光直提出看法,也找到一些文献根据。《国语·楚语下》有一段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周书》中记载的“重、黎寔使天地不通”如何理解?难道古代“民将能登天乎?”观射父有一个解释,认为古代有一个阶段,“人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都是祭司,可以通过巫术与天相通,所谓“登天”是这个意思。后来颛顼对这种“民神杂糅”的情况非常不满,于是派重、黎隔断天人之间的联系,“绝地天通”。绝地天通不是说人与天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了,而是说只有重、黎才能跟天沟通,天与人的联系依然存在,只是通天权或祭祀权被少数统治者掌握了。《尚书·吕刑》也记载此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孔安国的解释是:“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较之早期宗教,这是一个变化,但天人的连续性还是没变的,尽管只限于少数人了。


中国上帝的道德属性


现在很多学者根据甲骨文里有“上帝”二字,认为中国古人也信仰过上帝,但这个上帝与希伯来《圣经》中的上帝恐怕还不太一样。晁福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论殷代神权》,认为商代的神灵是三位一体:祖先神、自然神和上帝,最高的是祖先神,而不是上帝。所以还是有差别的。另外,甲骨文中的上帝道德属性不强,虽然有“帝令风”、“帝令雨”的神力,但喜怒无常。学术界一般认为,周代才出现超越宗族之上的至上神,另外周人提出“以德配天”的观点,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或上帝的道德属性才呈现出来。


孔子是商人的后代,但更崇尚周文化,是在继承周文化的继承上创立儒学的。从孔子的论述看,他的确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观念。如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吾欺谁,欺天乎?”孔子在处境艰难的时候经常与天对话,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可谓是“世无人知,唯天知之”。但孔子之为孔子,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保留了天或上帝的观念。孔子之为孔子,孔子的伟大之处是因为提出了“仁”,“夫子以仁发明此道”,“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一部儒学史实际就是对仁阐释的历史。


近些年我有一个感悟,我们以前谈论孔子的时候时,往往是从人文主义去理解,把古代思想解读为宗教到人文的进步的路线,例如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卷。这与杨鹏关注的问题正好相反,杨鹏关心的是上帝为什么被我们丢弃掉了。我觉得,孔子提出“仁”的确有一个天命的背景,或者说在与天的对话中呈现出来的。所以孔子讲“天生德于予”,“德”是什么?似乎并不清晰。但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故德至少是可以包含仁的,这说明仁是与天有关的。孔子又说“上学下达,知我者其天乎”。通过实践“仁”可以了解天,也让天了解我。牟宗三先生概括为“践仁知天”,实践仁而了解天。孔子的这一思想当然意义重大,前面说过,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后,上帝就被天子垄断了,成为皇家宗教而大众无关了。而孔子提出“下学上达”,践仁知天,认为通过仁即可上达天道,打破了自重黎“绝地天通”以来少数贵族对天命的垄断,使天与个人发生联系,为个人成圣提供了可能。从这一点看,我们可以说孔子创立了“新教”,一个属于所有士人、君子的宗教。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说“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什么?天是在我内心的呈现,通过我的心、性就可以了解、领悟天。这实际是把天落实在心之中,开启了心学的传统。在孔子那里,天还是外在的超越者,有上帝的味道,但孟子的天则完全主观化了。以后陆象山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就是从孟子发展而来的,陆九渊还有一首诗:“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二十岁时读这首诗,热血澎湃,现在再读,感觉就不一样,不能不有所警觉。所以孟子尽管贡献很大,但他对人性的态度,还是过于乐观了。在天人关系上,他过分强调了人的一面,忽略了天的一面,是有偏颇的。不过儒家还有《易传》的系统,“推天道以明人事”,肯定天道的客观性,主张仰观俯察,不仅仅是讲心性。《易传》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既讲“穷理”也讲“尽性”,较之孟子只讲“尽性(心)”显然更为完备,所以《易传》的传统更值得关注。不过《易传》的天属于天道,而与上帝无关了。


宋明理学的复兴主要是面对佛老的挑战,但佛教主张缘起性空,并不主张有一个主宰者或者上帝,所以宋儒并没有遇到上帝的问题,在天道观上他们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可能更多些。宋儒中程朱一派讲天理,朱熹承认天有主宰的作用,但又否定其有人格,认为“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评罪恶,固不可”。陆王一派则是讲本心,是从孟子这一系发展来的,陆九渊称他是“读孟子而自得之”。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三系,朱子是“别子为宗”,被否定掉了,陆王一系是正宗吗?也不是。牟先生另找出了一位胡宏,认为他才是大宗之大宗。因为他既讲天道,又讲人道,在天道、人道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牟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的看法是建立在对天人关系的深刻洞见之上的。


中国华文化多元一体 和而不同


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我们究竟应该向基督教文化学习什么?是重新请回上帝,还是有其他的选择?当然这里有个立场的问题,如果你是基督徒,当然会坚定地相信有一个绝对的上帝,并要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到上帝的踪影。如果你没有基督教的立场,而是立足于民族文化的重建,你的选择就可能会有所不同了。未来的中华文化恐怕还是多元一体的,传统的儒释道加上回耶,多元互补,和而不同。这样一种多元结构并不能靠上帝来完成,相反还可能引起诸神之争。毕竟基督教是一个非常排他的宗教,如果没有经过启蒙运动或者宗教改革,基督教也是很可怕的。而西方的启蒙运动也曾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康德出生于路德宗的家庭,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但康德突出人的主体性,称人为自然立法,则可能是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杜维明、成中英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西方传统中一定是上帝立法,人怎么敢去立法?所以康德称他的哲学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这个革命也可能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促成的。


简单归纳一下我的看法:没有必要从中国历史中找寻出一个上帝来,即使找到了也与西方的上帝不是一个类型。民族文化的重建不在于请回上帝,传统的天道较之上帝更具有包容性,更有利于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重建。基督教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博爱精神,谈上帝不能不谈基督,基督既是神性的也有人性的,他用人性的方式将神的博爱精神展现于人间。对于儒家文化来说,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儒家的“生生之仁”、“天地之大德曰生”相融合,可能是儒学重建的一个努力方向。

2015-08-23 08:39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春秋茶馆订阅号
微信号 season-tea(春秋茶馆)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游戏/人文类的资讯,点缀生活,启迪思想,探讨古典韵味。
  清末民初历史人物  民初人物
革命先行者民国之父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本名孙文,字载之,号日新、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是医师、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总理、第一任中华民国....
民族主义思想大师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学乘,字枚叔。嗣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绦,号太炎。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
资助民初精神网
        回顶部     写评论

 
评论集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欢迎你的评论
昵称:     登陆  注册
主页:  
邮箱:  (仅管理员可见)

验证:   验证码(不区分大小写)  
© 2011   民初思韵网-清末民初传奇时代的发现与复兴   版权所有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联系我们    1616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