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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思享】杨鹏: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腾讯思享会     阅读传统中文版

编者按

7月以来,由腾讯思享会策动的“上帝在中国”之讨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此讨论由知名学者、刚卸任壹基金秘书长的杨鹏先生所着新书“《上帝在中国》源流考”引发,在6月底举办的新书沙龙上,基督教思想背景学者、考古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及自由主义学者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谁也不对谁客气的交流会。

2014年8月初,弘道书院约请三位儒学思想背景学者,在北京天则研究所围绕“上帝、天道与儒家”这个主题,继续讨论“上帝在中国”这一话题。作者杨鹏现场发言“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以下为演讲实录:


佛道因不追求集体行动而被朝廷宽容


君主集权的政治结构,对中国的宗教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上帝”崇拜被君王垄断以后,民间的宗教并不是没有发展,佛家、道家就有很强的民间基础。我们会发现,君王朝廷垄断了上帝信仰以后,对佛、道的发展蛮宽容的,少数时期有过灭佛现象,但总的来说,中国君王朝廷对佛、道发展比较宽容。


仔细想这个问题,结论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佛教、道教是比较个人化的宗教,讲的是个体超越,不是集体性的宗教,讲的不是集体超越。佛教追求成佛,道教追求成仙,追求都比较个体化,不是公共性的。修佛,不会是一个集体性行动,没听说大家约着为成佛而奋斗的。修仙也一样,没听说大家为了修仙,集体行动,抛头颅洒热血。只要不是集体性的宗教,只是不是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组织,政治组织性的危险性就比较小。


信仰上帝会被统治者疑心有政治诉求


中国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社会,当朝廷维稳的眼睛看佛道时,会感到佛道本质上威胁不大,因为它们是个体化的。君王朝廷对集体化、公共性的信仰就很紧张。公共性信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上帝崇拜。天子去天坛祭祀时,文武百官几千人,到那儿向“上帝”汇报工作,乞求风调雨顺,保政权长治久安。君王奉天承运,从上帝那儿承接天命,所有文武百官,都是帮君王承担天命的。身为天子,这是上天的特殊安排,是天命选择。“历史选择了我们”这样的提法,不过是天命选择的现代表达。君王朝廷是“公”的代表,信奉的是公共性的集体性的宗教,拥有团结凝聚的力量。民间宗教,主要是个人化的宗教有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宗教的一个特殊结构。


在这样的结构中,谁一旦打出上帝的旗号,或者类似上帝集体行动的旗号,朝廷就非常紧张。谁一开始拜上帝,似乎就意味着他要争天命,想当天子,而且马上因信众而拥有了集体行动的力量。谁拜上帝,就面临生死搏斗。有些基督徒的朋友让我们给他们讲解一个心态,因为他们是信徒,不想搞政治,但以前老被折腾。“你们是搞政治的。”“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我们就是信仰上帝。”“你们就是搞政治的!”政府官员、警察其实对中国上帝信仰的历史传统有过什么了解,但他们有一种政治历史的某种记忆。垄断上帝信仰是天子巩固政权的传统,你们也去拜上帝,你们都成天子了,你们还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想造反。信仰上帝的朋友们,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不管你有没有政治追求,你只要是拜上帝的,朝廷官员就会不太放心。这不是某个官员坏不坏的问题,是承受君主集权政治垄断上帝祭祀的历史传统的问题。


佛道在法外独立 儒家依附皇权难以独立


身为学者,我自然关心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问题,知识人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从阶级分析角度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构成一个阶级,而是要依附在某个阶级身上,“皮不不存,毛将焉附”,总之,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


从中国历史来看,儒、释、道的文化后面,形成三个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是儒家士大夫群体,吃皇粮,依附在皇权和官僚系统上的。二是和尚群体,这是依靠在佛寺系统的,吃捐款、佛产及佛法服务,相比起儒生来,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三是道士群体,依靠在道观系统,吃捐款,也吃法事、医疗服务,也相对独立于朝廷官场。


佛、道之独立,是一种法外之人的独立,是不参与公共领域的独立。真正参与公共领域的儒家士大夫,是难以独立的。有儒家朋友说儒家是以道统而独立,其实很难做到。我们今天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指的不是那种不问世事的自我放逐的独立,指的是针对公共领域事务的独立的思考和表达。如果表达出来的公共观点与君王官僚们的看法不一致怎么办?不一致,还要独立地表达,这才是独立。独立,是在这种特定困境中才得以呈现出来的。


我信天,我信上帝,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至尊的敬仰对象,人间没有我的崇拜对象,我对世俗力量就有一种内在超越性,我与其他人就容易有真实的平等心态。人人都是上帝之下的,我们有天然的平等感。如果失去了直接面对“上帝”,直接与上帝沟通的信仰能力,而是围绕着上天在人间的代言人旋转,人与人之间就难有平等感。而且当你依靠的至高力量是能动的,是能回应你的祈祷的时候,你就有了一种抵抗世俗势力的能动的力量。


基督教进入中国带来“新教变革”


西方基督教也有一个不平等的发展史。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只有通过教皇才能跟上帝对话,这样教皇就拥有了很大的垄断特权。中国的君王,既是君王,也是教皇。唯有天子能奉天承运,这是中国的教皇。唯有天子能替天行道,这是君王。西方新教变革,不再承认教皇的垄断权威,人人因信称义,人人可以直接跟上帝对话,这是人与人在信仰上,在灵魂上的平等运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种新教变革,还没有一个从只有一个天子到人人皆天子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人人皆是上帝的孩子,这就相当于中国的新教变革。原来被君王垄断的“上帝”,进入了成千上万民众的心灵之中,人人皆为天子了,从目前看这是基督教的发展带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的发展,从中国宗教精神历史上看,本身就是中国式的新教变革。


中国知识界由上天信徒堕落为天子门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天”为中心的,孔子就是代表。孔子到处谋官,让君王接受他的想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孔子精神上依靠的是“天”,而不是依靠在某位君王。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是一种真切的使命感,孔子对上天有何等的依靠和信赖!在孔子眼中,世俗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最高的,能决定他命运的是“天”。董仲舒也有这种代“天”讲话的感觉。但以后,知识界的精神就不再围绕“天”,而只是围绕“天子”旋转了。知识人揣摩的不再是天人之际中人与天的关系,而是揣摩自己跟天子的关系。中国知识界逐渐由上天信徒变成了天子门生。


科举制,最后谁签字让谁当状元、秀才、榜眼?是皇上。所以“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王既是世俗领袖,又是精神、宗教领袖。在政治上我是你们的君主,在精神上我是你们的导师。中国君王最大的渴望是君师一体化,既是君王又是导师,最高境界是导师,那是一个宗教权力。毛泽东对斯诺说,自己是“TEACHER”。斯诺觉得毛很谦虚,毛泽东才不谦虚呢。“TEACHER”就是教皇,就是大祭司,就是天命所归。失去了“天”,敢代“天”立言,丧失了天信仰,丧失了直接面对上帝的习惯,知识界就逐渐落入了给君王上折子、揣摩圣意的精神低下的陷阱之中,丧失了对上天和“上帝”的信仰和敬畏,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托。从孔子、董仲舒的先知高点不断下落,这是中国知识界精神坠落的过程。


政教分离是西方知识人独立的依托


西方知识界,过去有一个组织依靠,这就是教会。从基督教兴起到近代以前,西方知识人的主流是教会中人。信众的信仰是超越君王的,教会的组织是独立于朝廷的,这样西方的知识人就有了自己的家。而且“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下如同行在天上”,教会要在大地行主的意志,教会是关心公共事务的。所以,西方历史上,政教两个系统的长期分离和独立互动,是西方知识人自由独立精神的重要依托。


精神的独立,建立在几个条件上,一是内心信仰上的独立,二是组织上的独立,三是经济上的独立。没有这些条件,未来的知识人不是权力的附庸,就是资本的附庸。附庸,承担不起精神的重量。一个知识阶层精神、组织和经济不独立的民族,缺少精神上升的张力。


儒家神圣性丢失在董仲舒后


云南南部有一个叫建水的地方,有个规模很大的文庙,可能是中国西南最大的文庙。多年前,我们几个朋友去建水看文庙。文庙里面有一个通道,通道中间有一个孔子的半身铜雕塑,放在一个石座基上,有一人多高,雕像的脑门亮晶晶的,这是游客摸出来的。路过的游客,不少人用大姆指去摁一下孔子脑门。陪我们去的当地朋友也建议我们摸一下,开玩笑说以后考试成绩会好一点。和我们一起去的人中,有的人也摁了几下孔子的脑门。当时我对孔子思想并没有深入了解,但大体是否定的。但我没有摁孔子脑门,多少感到这对孔夫子不够尊重。看着大家在摸孔子脑门,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把释迦牟尼的铜像放在那儿,有没有人会在他脑门上摁一下?可能不会。耶稣像放在那儿,也不会有人来摁脑门。把老子放在那儿,也可能没人敢摁他脑门。


为什么大众对孔子缺少这份敬意呢?我想重要的原因,是神圣性的丢失。什么叫神圣性的丢失?且不说“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文革批林批孔,夫子被称为孔老二,孔庙被破坏,孔子的神圣性被降低了。但是,儒家神圣性的丢失,不仅仅是从“五四”运动才开始的,而是董仲舒以后就开始了,这有一个孔子被去魅的过程。


董仲舒以后,儒家的整个发展跟“上帝”与“天”渐渐脱离了。儒家本源于“天”,源于“上帝”,周公、孔子思想的最高依托是“天”,是“上帝”。但董仲舒后儒家的发展中,意志的“天”,人格化的“上帝”逐渐被非意志的、非人格的“道”、“理”、“心”所替代。离开了意志之“天”与至高神的“上帝”,孔子就不再是代天传言的圣者,不再是先知式的人,而只是一个温和善良风趣的智者,一位务实的伦理学者。源于“天”的伦理,才是有神圣性的伦理,源于哲学家、伦理学家的伦理,只是人的伦理。既然是人的伦理,我们就可以讨论,可以取舍。


孔子不是要接地气而是接天气


一本儒家杂志的编辑采访我,拿他们的杂志给我看。我翻开一看,里面有一幅孔子的漫画,拄着拐棍,很萌很好玩的样子。我问,为什么要把孔子弄得如此之萌?编辑说是接地气。我说,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的学问,是“下学而上达”,最终是要达于“天”,是渴求“天”对他的理解和认可的。所以,孔子的问题,不是接“地气”的问题,而是接“天气”的问题。


如果真的理解孔子是传天意的人,他背后有“天”,有神圣意志之“天”,孔子的神圣性就会存在。有神圣之“天”,才有神圣之传“天命”的圣人。“圣人”中的“圣”字是什么意思,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大耳朵和一张嘴,一个大耳朵,是聆听上帝之言,是聆听天意。嘴,就是传天意。“天道”之“道”,有“言说”之意,有“道路”之意,可理解为因听到“言说”而成“道路”。“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听闻来的,“道”当然是“言”。如果是“道路”,则孔子应当说“闻观道,夕死可矣”。孔子是渴望“听”到“道”的。


儒家逐渐离开“上帝”,离开“天”以后,孔子就逐渐变成一个善良、聪明、智慧、还有点可爱的凡人,一个人味很重的凡人,你摸一下脑门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与神圣之“天”、有至高之“上帝”,他是“上帝”在人间选择的代言人,他传道的思想就是有神圣性的,是要敬畏的,你还有兴趣去摁他的脑门?估计你是不敢的。


神圣性和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儒家今天的困境


讲到伦理、讲到法,大家知道“摩西十诫”。上帝告诉摩西要谨遵“十诫”,摩西把“十诫”传给以色列人。“十诫”是从“上帝”来的,是经过摩西传达的,“十诫”背后有宗教神圣性。有神圣性背景的伦理,才有力量。不用说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高度宗教伦理化的宗教,就以佛教为例,对百姓来说,一个和尚讲的几句做人道理,与大学伦理学教授讲的几句做人道理相比,恐怕更有力量一些。和尚背后有宗教,和尚讲的伦理,可能来自彼岸世界,会有一些神圣的、说不清楚的东西。伦理和法的后面如果没有彼岸世界的神圣性,就引不起敬畏,就缺少吸引力和影响力。


孔子知道自己的命运由“天”而定,孔子一身就遵天行道的,董仲舒也深明这点,但后来儒家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脱离孔子和董仲舒的过程。现在的儒家,多是师从朱熹、王阳明。我觉得朱熹、王阳明不再是孔子儒家,而是道家的儒家或佛家的儒家,为什么?因为从他们整个理论中,我看不出他们的思想以“天”和“上帝”为依托,他们对“天”没有敬畏,他们没有孔子那种“迅雷风烈必变”、“天生德于予”的心态。朱熹的“理”,源于道家的“道”,王阳明的“良知”,源于佛家的“心”,在形而上层面,朱熹“道”化,王阳明“禅”化,他们都没有“孔化”。神圣意志之“天”,至高能动的“上帝”,从宋明理学中消失了,儒家就从宗教伦理学变成了世俗理论学,超验性、神圣性、宗教性消失了,因此也就没有了心灵影响力。神圣性、宗教情怀的丢失,造成了儒家今天的深层困局。


对一位哲学老师讲的伦理,我不必如此在意。世界上的伦理哲学家多了,对此一下,就没什么了不起。比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如何?伦理学没有人家系统完备。我说“丢失”了宗教情怀,是说以前是有的,我们从《尚书》、《逸周书》、《诗经》、《论语》、《孝经》这些典籍中,怎么会看不出至高的“天”和“上帝”的存在呢?不是没有“天”和“上帝”信仰,而是后来的人被洗了脑,转换了思维方式,于是睁眼瞎,熟视无睹。


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在于回归上帝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信仰精神的未来演进。台湾的特点是,在宗教自由环境下,形成了新的宗教生态。基督教、革新后的佛教、传统的道教,各有自己空间,谈不上有台湾自己的主流宗教。我认为中国大陆不同,大陆的宗教发展,当然革新后的佛、道都会有发展,但信仰上帝的宗教的发展将非常重要,因为这涉及公共精神问题。从中国历史来看,我觉得中国公共精神的传统,是从“天”、“上帝”信仰的传统中来的,是从“顺帝之则”、“敬天保民”的传统来的。但敬仰上天崇拜上帝的传统过去被君王垄断了。中国公共精神的建设,要破除君王对“上帝”、对“上天”敬仰的垄断,要从“上帝”、“天”信仰的大众化开始,做到人人在精神上皆是天子,人人皆天子,人人皆“顺帝之则,敬天保人”。从世界交流来看,中国未来公共精神发展会受基督教很大影响,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行动,信仰上帝,关爱人间,愿祢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愿正义如滚滚江水而来。


在中国“上帝”信仰基础上,在中国“天人之际”文化基础上,在中国上帝学和天学基础上,整合中国原有天人文化,开放地面对世界各大宗教,面对世界上帝学,面对世界天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华的信仰文化,以上帝之道,以天道为核心的信仰文化。


帝生道,道生心,心生法,法生万物,贯通儒释道法阴阳,融汇世界宗教,成中华之教,服务人类共同的未来。

2015-08-23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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