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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 胡适(二)
民国文人 胡适(二)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言说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常说: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胡适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又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因为书里没有一个PLOT(有头有尾的故事)。
  黎元洪曾颁发勋章给胡适。胡是在报刊上登启事:“4月5日的《益世报》上登出新颁发的大批勋章,内有:‘胡适给予三等嘉勋章、勋位的,如果这个胡适是我,还是请政府收了回去吧。”
  1920年9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说到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时说:“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你们北大同学加入。”
  对于文学改良,胡适最初是不够自信的,他写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回复道:“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但是多年之后,面对文学革命的累累硕果,两人的表现却又别有不同。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30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士钊)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胡适则当仁不让地说:“如果没有胡适、陈独秀之流的话,运用白话文进行文学创作至少要推迟二三十年。”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在浙大体育馆演讲《自由主义》。这是胡适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演讲。胡适这次讲演没有留下记录稿,但竺可桢日记记下了大致内容:胡适“述自由主义为中国之固有产物,以《吕氏春秋》为证,并引王安石白话诗。述浙江余姚明代三位大师阳明、梨洲、舜水均为提倡自由主义。述东汉王充(仲任)之自由主义。但以为中国之自由主义缺乏了政治之自由,且少容忍之精神,故自由终不达到,而人民亦无由解放云云。”

  1949年3月27日下午,胡适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胡适再一次说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1949年2月15日,胡适在上海和老同学竺可桢见面,在谈话中,胡适表达了对国共和谈的看法,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
日期:2009-05-16 23:45:51

  教诲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胡适说:“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
  20世纪20年代,胡适曾对他的朋友路易丝??甘尼特说:“今天对于有才能的人来说,生在中国是不幸的,他们得到的太多太容易;他们让人推着很快地承担超过他们能力的责任——他们注定是要完蛋的。”
  胡适执掌中国公学后,校风为之一新。他反对党化教育,国民党政府规定,举凡机关、学校一律要挂国民党党旗,每周一要举行总理孙中山的纪念周活动。唯独胡适的中国公学不挂党旗也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他的学生罗尔纲称,进入中国公学后,首先让他感到痛快的,是学校不挂国民党旗,星期一上午不上国民党纪念周。
  1929年,胡适送给中国公学18年级毕业生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他说,“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自己”。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胡适对学生的行动持反对态度,他坚持认为学生应该先“把自己铸造成器”,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热情洋溢的“通告”。于是有学生写信给他:“胡先生,我们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之后有一天,胡适去上课,发现只有周祖谟一个学生。多年之后,恰恰是这个周祖谟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而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们却被自己点燃的火焰吞没了。

  胡适说:“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日期:2009-05-17 10:55:18

  詈讽(一)
  胡适有名,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倡导新文化,所以胡适挨骂;胡适宽和,所以胡适挨骂。
  胡适以《胡适之》为题在北平某大学演讲。他说:鄙人于“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文,章太炎国学大师大骂:“适之小子,你之名字,何不改为往哪里去?”听者哄然。

  邓之诚的祖父是曾任云贵和两广总督的邓廷桢。邓极不喜欢白话文,学生试卷中凡用“的”之处,他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
  胡适在上海中西女塾以“争取大奶子”为题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女子是不配做母亲的,因为她们的奶子被压制太久,减少了生殖力。所以各位要想争取做母亲的权利,第一就应解放奶子。”性学博士张竞生认为胡适的说法没有理论根据,且有欺辱女生、哗众取宠之嫌,在报纸上大加挞伐。两人进行了笔战。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日期:2009-05-17 19:08:01

  詈讽(二)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胡适颇以故乡徽州自豪,故常夸口说,姓胡的、姓程的、姓叶的都是起源于徽州。他还说问过汪精卫、叶恭绰,他们都承认祖上是徽州的。于是有人调侃胡适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第一次坐飞机,写了一首题为《飞行小赞》的小诗,那位连人力车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诗登在报上,历数造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农民的血汗,飞机造好了是为国家服务的,不是为了让你胡博士当成玩意儿嬉乐的!
  胡适曾为文,论中国深受“五鬼”之害,即贫、病、愚、乱、贪。而为患最甚的帝国列强,却只言未提。陶行知乃写诗匡之曰:“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小鬼,放却大魔。”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校长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胡为绕蔡上下翻飞的“黄蝴蝶”。
  胡适成名后,章士钊撰《评新文化运动》,文中称当时的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人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
  鲁迅也曾嘲讽胡适。胡适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对孙中山提倡的“知难行易”学说加以“批评”,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专家政治”的主张,要求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明确指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不修正,“专家政治决不会实现”。1931年10月,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丁文江与胡适。此后鲁迅(署名佩韦)发表《知难行难》一文,在文中对胡适等人进行了嘲讽:“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也没有人问他‘垂询’些什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知道的,是‘大局’。而且这‘大局’也并无‘国民党专政’和‘英国式自由’的争论的麻烦,也没有‘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争论的麻烦,所以,博士就出来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日期:2009-05-17 22:39:51

  詈讽(三)
  陈独秀在狱中,宋美龄等显要都曾来探望,只有胡适过南京而未至。陈独秀怒斥之:“吾知适之是大忙人,此际正与达官贵人拜会饮酒,宁有暇访我哉。不过一旧朋友而已,失之可也。”胡适最终开始来了,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而本无深交的蒋梦麟特地前来探望,并携来几部章回小说,被陈视为知音。
  1947年9月,胡适主持北大教授会,商讨北大未来十年的发展规划。向达教授在会上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前夕,梁启超、林长民等人向他建议,要拉王宠惠、罗文干、蔡元培等人加入研究系。胡适和蔡元培却决心与研究系保持距离,于是将梁、林等人晾在一旁,自己发表了一个《我们的政治主张》。梁启超大怒道:“有什么了不起,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发表宣言。”林长民则说:“胡适我们不怪他,他是处女,不愿意跟我们做过妓女的人来往。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呢?”

  胡适好谈政治,他曾站在军阀一边厚诬国民党,引起社会舆论和青年学生的不满,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难先批评他说:“军阀横行,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加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而军阀和北洋政府也对他不感兴趣,吴佩孚的军师白坚武警告他说:“我以私人朋友的资格,盼望你今后言论要审慎些,要提高些。”汤尔和在北洋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也以朋友身份劝他说:“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着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胡适在中国公学做校长时,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初共产国际派代表到中国来先是找他,因他有事,介绍去找陈独秀。所以后来陈变成了共产党,而他却不是。此话传开,有学生贴出壁报批驳他:“若当初找到你,你也变不了共产党。”
攻伐(一)
  北京被围困后,傅作义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集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离北京。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胡适走时曾留给北大同人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指中国共产党)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1949年后,胡适几近穷困潦倒,没有秘书,出外挤公车,却因为不满英国承认中共政权,放弃赴英教书机会。胡适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只有在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一段时间有固定收入,其余只能靠稿费、版税、储蓄勉强度日,加上妻子江冬秀坚持到美国同住,生活更捉襟见肘,但胡适仍不肯自贬身价,申请美国绿卡。唐德刚以史记里“孔子适郑”的故事形容胡适这段在美失意的日子。他回忆,这段时间常用打工用的破汽车接送胡适,“记得有一次我开车去接他,但是电话内我们未说清楚,他等错了街口。最后我总算把他找到了。可是当我在车内已看到他,他还未看到我之时,他在街上东张西望的样子,真是‘惶惶如丧家之犬’”。

  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胡适的“统战”。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适的老朋友、史学家陈垣《北平辅仁大学校长给胡适的公开信》。此信首先介绍了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感受:“人民在自由的生活着,青年们自由地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地研究着……”,最后“劝胡适回到新社会”。但胡适看后笑笑,认为此信是“伪作”,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又过了几日(6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的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的太过分了!”他认为陈垣的公开信是一封“作伪”的信。为此,他征询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结论是:“廷黻与我均疑陈垣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部分作‘幌子’”

日期:2009-05-18 22:05:02

  攻伐(二)
  1952年11月30日,北京大学教授、胡夫人的嫡堂弟江泽涵写信给胡适说:“我们开始觉得你们如果在北京,必定不会感觉不舒服的……我们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尽管当时在纽约的胡适正处于非常苦闷之中,但他还是在日记中批道:“这大概是有意说‘反话’”。
  20世纪50年代,内地大批胡适。在一座谈会上,与胡适有关系的几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讲话最妙,他说一次去看胡适,胡正在写文章,但见案头满是打开的书,边看边写,沈说:“这哪里是做学问的样子?”
  1954年11月,第二次批胡运动开始,几乎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出版了八辑数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针对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哲学史观点、文学史观点、考据学、红学的艺术性、红学的人民性等九大罪状声讨,直指胡适是学术界的今之孔子,终于让胡适在中国被斗臭、斗倒。胡适倒是幽默以对,“笑颜逐开,大为高兴”,连称对他的九大罪状就是他在学术上的九大成就。

  1956年,周鲠生曾先后致信和拜会了胡适的老友陈源,动员他与胡适联系并劝胡适回国。9月20日,陈源受周鲠生之托驰书胡适,转述了周鲠生的意见:“……‘胡适批判’……已经过去了。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你如回去,一定还是受到欢迎。……他要我转告你,劝你多做学术方面的工作,不必谈政治……”。胡适收到信后,在“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线,并有批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1956年的一天,胡适为哥伦比亚大学讲完课时,当有学生问他:“听说共产党天天在中国大陆上清算你,你对此事作何感想?”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问题,他以一句幽默话作答,应付了过去。
  1957年春,新加坡《南洋商报》记者曹聚仁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劝胡适回大陆看看。与以前其他人写的信不同,曹聚仁此信采用了激将法。他在信中说:“今日在海外的文化人,就缺少一种到北京去看看中共的政治措施的勇气……”胡适知道曹聚仁的信是中共对他的统战。他在曹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个字。胡适对此大不以为然,他在1957年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8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约200万字,胡适极其耐心地看完这8本书,据严秀先生猜测,当时大陆无人读完这些书,包括这8本书的作者们。有次唐德刚指着这些书问胡适,“这几百万字的巨着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适回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的到学问?”
议政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十六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王振钧、郑振夏等人问:“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面建筑‘好政府’呢?”胡适回答说:“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它。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七十三天就下台了。

  胡适向来反对暴力,主张以和平解决争端。他因为参加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为共产党所不容。他对陈独秀说:“此次暴徒火烧《晨报》,难道也是争取自由之举吗?”陈独秀说:“《晨报》为新月派把持,这样的阶级立场,如何不能烧?”胡适非常生气:“仲甫,你竟然已不能容忍丝毫异己思想了?如果社会是这样的,那是何等的阴森残酷?”陈独秀说:“正因为社会阴森残酷,我们才无法容忍。他们捕杀共产党的时候,可曾有容忍?五卅惨案,可曾有容忍?我几次入狱,他们又何曾容忍过?”胡适说:“但是你在狱中的时候,马通伯、姚叔节这些旧学究都曾署名营救你,你出狱后,大家还谈笑一座,人情尚在,你难道忘了吗?”陈独秀稍为语塞,但马上又质问道:“但你为何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说:“以和平方式解决南北纷争而已。”陈独秀说:“段祺瑞是帝国主义之走狗,难道你不知道?”胡适说:“何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安在?”陈独秀笑着说:“所以你我为不同阶级。”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胡适主编《独立评论》,每周一总是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里写文章常到3点,如是者三年。老婆每每见怪,胡适说,一星期之中只这一天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
  胡适始终支持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胡适晚年公开对美国媒体说,他对“自由中国”的期待当然也包含大陆在内,他反对“两个中国”,也反对“一中一台”。
日期:2009-05-19 14:46:13

  际会(一)
  毛泽东在担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期间,一次在听胡适演讲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但当胡适得知他是未注册的学生时,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做过报告,解答问题。
  毛泽东在要不要出国留学的问题上,曾经请教过胡适。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好友周世钊的一封信中谈到关于他为什么不出过国考虑:“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五四”时期,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毛泽东一度支持胡适。“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时,当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与胡适的交往仍相当密切,他写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你的学生毛泽东……”。
际会(二)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三十六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驱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他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走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日期:2009-05-20 10:56:01

  际会(三)
  胡适在陈存仁家中吃饭,无论饮酒或讲笑话时,对时局问题,常避而不谈。那个时期,他的家乡安徽,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已变色,他只谈到他的家乡渍溪龙井乡上村改为适之村,共有五百多个户口,他家门口被写了八个大字“胡适之家,不可乱动”,他家祠堂已改为五四运动展览会永久会场云云。胡适谈到这点,认为那位北大图书馆馆员,看来还不会难为他。
  1949年后,中共中央多次对胡适进行了统战工作,胡适不为所动。1956年2月在北京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毛泽东在谈到批判胡适时说道:“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
  1957年,毛泽东说胡适:“……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1959年12月26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胡适看不上毛泽东的诗词。何炳棣曾将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译成英文发表,一首是1925年所作的“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一首是1945年到重庆后立即发表的“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胡适看到后,对何说:“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
  胡适曾对唐德刚说过:“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

诤臣(一)
  1932年11月28日,胡适与蒋介石首次会面了。胡对蒋颇有好感,他写信给罗隆基称蒋“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第二次见面,胡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希望蒋能够从中悟到“虚君”的治国之道,并对蒋进行了民主主义教育。第三次见面时,蒋故意搪塞敷衍胡,令胡大为不悦,好感尽失。
  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武汉失守后,胡适成功拉得2500万美元贷款,蒋介石致电:“借款成功,全国兴奋”。胡适还自提一首诗以资纪念“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内战进入后期,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蒋介石要胡适做国民党的官,胡适先以“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要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为辞搪塞,后又以“北大同人坚决反对”为由推辞。
  1948年,国民政府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当时蒋介石坚决表示不肯当总统。这事大出一般人的意料,国民党连开了几天会议,作了一个秘密决定,就是依从蒋介石属意的胡适当总统,他自己退居副座。这个决定当时只有风传,连胡适自己都不相信。有一天陈存仁只见中央研究院的人乱作一团,会议到了半夜三点钟还没有结果。到了早上七时,外间又轰轰然地闹到一塌糊涂。陈存仁被吵醒了,急急忙忙起身,原来中央研究院外面来了六十名宪兵,都是来保护胡适的。其实,早在一个钟点之前,胡适已秘密离开了中央研究院,避到一个任何人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他表示坚决不肯担任总统,后来由傅斯年亲自向最高当局解释,说胡适只愿意国民大会开得成功,同时拥护蒋主席当总统。其实也因找不到胡适本人承认竞选,这件事只得作罢。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9年1月,但是国民党内要求胡适任驻美大使、外长的呼声很高。1月8日,蒋介石请胡适吃晚餐,劝他去美国,并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这月,他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的来信及“总统府资政”的聘书。几日后,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吴,婉拒总统府资政一职。6月30日,胡适连发三封电报,一给阎锡山,一给杭立武,一给蒋介石,都是坚辞外长一事。 8月20日,他在给杭立武的电报中说:“弟决不愿就外长,亦不愿就任何官职。弟昨始得见新布之千叶白皮书,更觉得我前所谓辩冤白谤,实有需要。若政府不许我向外声明未就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乎?此意千乞代陈介、麟、百、骝诸公为感。”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乘客轮赴美,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莫可奈何地为蒋介石尽最后努力,盼挽救中共席卷中国的命运。4月21日,胡适抵达三藩市,迎接他的是共军已渡长江,国府偏安局面破灭的政治现实,胡适仅能强振精神地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介石)的”。
日期:2009-05-21 10:00:00

  诤臣(二)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不可收拾,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1952年月11月19日,蒋介石为营造礼贤下士形象,邀胡适回台讲学,这是胡适赴美后难得的风光场面,访台时万人空巷,争睹风采,蒋经国也代表前往接机。胡适利用这股气氛大胆地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他也在《自由中国》三周年茶会上强调言论自由重要性,提及“在朝的应该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在野的应该努力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

  1958年,在蒋介石敦请下,胡适结束几近在美流亡的生活,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不但以上宾之礼待之,表示要从自己的稿费拨出一笔款项,配合中研院追加预算,帮胡适盖屋居住;还为胡适就职典礼亲自到中研院演说,直称胡适的道德与品格高尚,足膺中研院长重任。不过胡适不留情面地当场反驳学术与道德并无关系,中研院的责任还是在提倡学术,甚至一再说“总统错了”,气得蒋介石脸色大变,从此未再去中研院。

  胡适在蒋介石70寿辰为其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1960年9月4日,为筹组在野党奔走的雷震被捕入狱。在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的胡适,立即发电文给行政院长陈诚,指责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他并公开对外籍记者说,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国家”。胡适也强调,雷震绝对是个“反共爱国”的人,因此他“不是营救雷震,营救的是国家”。

  同年11月18日,胡适拜会蒋介石,说雷震的军事审判使他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但蒋介石刻意问胡适,不知是否听过他曾与人说,胡适这几年来“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连称蒋介石的话太重,先搬出当年赴美求援时所讲“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又无奈地说,“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里去!”雷震入狱后,胡适从此远离政治,没有去探监,没能出来领导剩余反对势力组党,《自由中国》的后人痛批胡适退缩,担不上自由主义大师位置,殷海光更对胡适严加挞伐,让重清誉、好面子的胡适郁郁不已,自承在内心深处,也就是思想上,与雷震“在一起坐牢”;反倒是雷震狱中日记写到,梦见胡适对他说,担心探监引起蒋介石更大的怀疑,不得不却步。

日期:2009-05-21 15:52:33

  伤憾(一)
  1931年9月,北大刚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功夫,造成了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后,雄心勃勃,称“既已做了北大校长,就希望做它十年八年,以求能做出一些成绩来,否则对不起北大,对不起自己。”他的目标是“一心一意把北大办成具有国际地位的大学”。
  1948年12月17日,是北大建校50周年,也是胡适57岁生日,在南京“中研院”内的北大校庆纪念会上,胡适致词:“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是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语至痛切处,痛哭失声,会场一片凄然。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季羡林的回忆文章写道:听说,他(胡适)离开北平后,曾从南京派来一架专机,点名接走几位老朋友,他亲自在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回以后,机舱门开,他满怀希望地同老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只是据说,他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期:2009-05-21 21:06:03

  伤憾(二)
  1949年1月,蒋介石要求胡适去美国,而后又聘请胡适为“总统府资政”,但胡适却只在意北大校长的职务,他写信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说: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

  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
  这个时候的胡适依然在履行北大校长的职责。1949年3月9日,北大医学院学生焦增煜从北平逃到上海,刚上岸就被扣押了,焦在狱中看到报纸上梅贻琦刊登的一则启事,知道第二天胡适有个公开演讲,就给梅打了电话,恰巧胡适也在梅贻琦处,接了电话后,他马上打电话给蒋经国,三十分钟焦就释放了。焦去看胡适,报告北平易手和自己出逃的经过,要求帮助。胡适当即亲笔给他写了一份证明书。凭着这一纸证明,焦才能漂洋过海,进了加拿大的一家医学院。而竺可桢日记中讲到,曾有北大法律二学生华力进拿了胡适的信要到浙大借读。

  1957年春天,他在纽约因胃溃疡大手术之后,立下了英文遗嘱,幻想“光复大陆后,北大成为自由大学时”,他留在北平的102箱书捐给北大。他此刻已感觉到,今生今世是不可能再回祖国大陆了。
  李敖自称在其困难的时候接受过胡适的资助,毕生讴歌胡适。李敖在其“2005年大陆文化之旅”北京大学访问期间,向北京大学捐款希望树立胡适铜像。
  胡思杜明确表示不随父母南飞,自己留下来暂住亲戚家中,看局势发展再决定行止。胡适无奈,只好遂了这位他呼曰“小三”的儿子的意愿。想不到这一别,再也未能相见。胡适直至去世,都未获悉留在大陆的那个后来号称与他断绝父子关系的小三胡思杜,已于1957年在政治运动中自杀身亡。晚年的胡适在遗嘱中,竟还为这个小儿子留下了一份小小的遗产。
逸事(一)
  胡适在家乡念过九年私塾,在这里他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学生逃学,先生抓着便打,越打越逃”,原因是“老师收入太少,一个学生每年才交两块银元,老师生活困难,当然没精力认真去教,学生只有念死书,背死书。这样自然很苦,不愿去学,更谈不上去用功学习了”。胡适的母亲为他多交学费,才使两位先生认真为他讲书。
  1904年始胡适到上海生活了六年,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及中国公学就学。他自述:“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一个都没有毕业。”
  清末民初,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除以编撰教科书为重点外,对于一般图书则注重西方文化思想的译介,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等思想名着。这些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许多人用这些名词做自己或女儿的名字,原名胡洪骍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取“适”字做了自己的表字和笔名。

  温源宁这样描写胡适:“四十出头了,胡博士还显得很年轻。脸刮得挺像样,衣服穿得挺像样,他真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头发漆黑,不见二毛;前额突出,跟奥古斯都大帝相似;一双坦率的大眼;两片灵活的嘴唇,显得能言善辩;面色红润,却不是由学者的‘生活朴素,思想高超’而来,也不是由俗人的‘饮食丰美,生活放荡’而来。中等身材,十分匀称,一举一动,轻快自如。从外表看来,胡博士是由俗人变为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为俗人。”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胡适也由此“暴得大名”,天下何人不识君,那个时代有个口头禅,居然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的“朋友”遍天下,连美国人也不能幸免。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与此君曾有一饭之缘,得知消息后,便请他来中国驻美大使馆用晚餐。史议员在赴宴的路上突然想起:还不知道主人叫什么名字呢,这可如何是好﹖但转念一想,只需按“大使”、“阁下”这样称呼,定没错。宴会散后,胡大使送客时免不了“欢迎到敝国旅游”这样的客气话。“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议员肯定地说,“我到贵国观光,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博士,大使先生,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胡大使听后哈哈大笑,说:“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呵。”宾主相拥大笑,尽欢而散。看来“我的朋友胡适之”在美国也是行得通的。

日期:2009-05-22 12:32:54

  逸事(二)
  胡适留学归来,青春少年,声名远播,更兼风度翩翩,对女士温柔体贴,绅士风度十足。他讲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自然,免不了有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胡适的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送雅号“半卷博士”。
  胡适在介绍自己的事业时,只介绍文学是他的“娱乐”,哲学是他的“职业”,历史是他的“训练”,政治是他的“兴趣”,却从未说过教育是他的“什么”。
  胡适在评论中国传统戏曲时说,居然竟有人把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
  胡适说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翻阅《大英百科全书》偶然发现的。
  上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杨步伟去安徽旅游,游览了黄山,顺便去了歙县胡适之的老家,两人赞叹真是山清水秀之乡,杨步伟和赵元任写了一封信给适之说,你们有这种好风水的地方,所以才出了你这个人。适之回信说:“韵卿(杨步伟字韵卿),我要接吻你一百次,谢谢你。”

2013-11-2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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