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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 胡适(一)
民国文人 胡适(一)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自恃(一)
  1917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着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新青年》编委七人: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七个人实行编委轮流制。当时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化名写文章驳林琴南的复古谬论,胡适对此大加反对,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并且不许刘半农再编《新青年》,而由他自己来编。沈尹默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做,要么我们大家都不编,还是给独秀一个人编吧。”鲁迅兄弟二人也反对他,他们说,“你来编,我们都不投稿。”胡适才作罢。

  北大哲学系有几位名教授,有打“哲学对台”的传统。胡适和梁漱溟便在北大红楼打过“哲学对台”。二人同时在楼上楼下的两间教室里讲课,胡适主张用西方文化代替东方文化;梁漱溟认为只有中国文化的复兴才是人类的出路所在。二人各执己见,学生好奇,不免向老师发出疑问。于是,胡适议论梁漱溟,说:“他连电影院都没进去过,怎么可以讲东西文化,印度哲学?岂不同‘持管’、‘扪烛’的笑话故事一样?”梁漱溟在回答学生的疑问时,则说:“胡先生根本不懂啥叫哲学,正犯着老圣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毛病。”惟听讲的人都佩服他们学问精湛,各有专长,而且又都有专门着作,所以这出对台戏足足唱了一年,叫座的情况不稍衰退。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的日记,胡适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能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日期:2009-05-09 15:55:40

  章士钊对章太炎由于气类相通,以兄礼待之。有《元日赋呈伯兄太炎先生》云:“堂堂伯子素王才,抑塞何妨所地哀。谋国先知到周召,论文余事薄欧梅。世甘声作高呼应,召亦名从弟畜来。浙水东西南岳北,人天尔我两悠哉。”太炎和之云:“十年誓墓不登朝,为爱湖湘气类饶。改步渐知陈纪老,量才终觉陆云超。长沙松菌无消息,樊口编鱼乍寂寥。料是赢洲春色早,霸人楼上更招招。”
  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被唐礼遇并聘为秘书长,一时趾高气扬,命人做一竿大旗,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随军出发的时候就招摇在大军之中,居然比唐继尧的帅旗还要高大许多,十分抢眼。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
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出身于上海爱国女校,为中国最早鼓吹社会主义的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与姻亲汪公权私通,被章太炎发现后告诉了刘,刘却不以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刘师培死后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说她削发为尼,法名“小器”。
  有一次章太炎实在无钱度日了,写一张纸条给一位朋友,说“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旁边一人说,既然开口借钱,何不多借两元。章太炎施施然答道:“多了怕借不动,与此君也只有两元的交情。”

  章太炎日常生活简朴。据当时记载,章太炎饮食简单朴素,出乎想象之外。每天的菜肴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夫人汤国梨就近购买,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等等。章太炎喜欢吃零食,日常来访他的人,都带许多食物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钟意的。章太炎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

  章太炎反对白话文,但他却有白话文的作品:《章太炎的白话文》,这是他1909年至1910年间在日本东京对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一系列白话演讲录的汇编。他的白话文全不似他的文言那么难读,却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试看以下一段他讥讽日本学者的话:“有一位什么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学史》,把九流的话,随意敷衍几句,只像《西游记》说的猪八戒吃人参果,没有嚼着味,就囫囵吞下去;那边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饰的话,说我们看汉土的书籍,只求它的义,不求它的文。这句话只好骗骗小孩儿。仔细说来,读别国的书,不懂它的文,断不能懂它的义。假如有人不懂德国文字,说我深懂康德的哲学,这句话还入耳么?”(《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时,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要求,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足够了。”后来汤国梨嫁给章太炎,章太炎却规定她每天必须读《说文解字》,看来作他的妻子,也非“识字”不可。
  章太炎娶妻时,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和李根源前往祝贺,章邀二人合影,两人都争着要站在章的左面,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却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人都叫我刘麻哥,当然要让我站上位。”听得一边的章太炎哈哈大笑说:“我这里可不是麻花大学啊,还是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与汤国梨结婚后,章太炎曾为钱发愁,于是也想敛财。胡适的日记中记叙的一件趣事:仲恕(陈仲恕,名汉第)在熊内阁(指袁世凯当总统时的熊希龄内阁)国务员秘书,曾看见许多怪事。章太炎那时已放了筹边使,有一天来访仲恕,——他们是老朋友,——说要借六百万外债,请袁总统即批准。仲恕请他先送计划来,然后可提交临时参议院。太炎说,“我哪有工夫做那麻烦计划?”仲恕不肯代他转达,说没有这种办法。仲恕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借款,太炎说,“老实对你说吧,六百万借款,我可得六十万回扣。”仲恕大笑,详细指出此意之不可行。太炎说,“那么,黄兴、孙文他们为什么可以弄许多钱?我为什么不可以弄几个钱?”他坚持坐三、四个钟头之久,仲恕不肯代达,他大生气而去。明日,他又来,指名不要陈秘书接见,要张秘书(一麟)见他。张问陈,陈把前一晚的事告诉他,张明白了,出来接见时,老实问太炎要多少钱用,可以托梁燕孙(梁士诒,即后来被章太炎在袁世凯总统府嗤之以鼻的财长)设法,不必谈借款了。太炎说要十万。张同梁商量,梁说给他两万。张回复太炎,太炎大怒,覆信说:“我不要你们的狗钱!”张把信给梁看了,只好不睬他了。第三天,太炎又写信给张,竟全不提前一日的事,只说要一万块钱。张又同梁商量,送了他一万块钱。章太炎近来很有钱,他有巨款存在兴业银行,近来还想做兴业银行股东哩!

日期:2009-05-09 18:29:58

  自恃(二)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胡适认为陈寅恪是当世“治史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然陈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实际上,陈寅恪毕生以文言写作,自未必遵守新式标点。
  胡适对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的历史地位颇为自负,他说:“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1921年,胡适出版《〈红楼梦〉考证》,一反以往索隐派、附会派等“旧红学”派的观点,创立了以自传说为特点的“新红学”。胡适因之成为“新红学”派的祖师。胡适对此很是得意,说“我对《红楼梦》的研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钱穆与胡适在研究《老子》时发生争论。所论集中在老子年代先后,胡适认为老子的年代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二人某次在一会上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的成书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答曰:“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尚不能说服我,果能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亦可不要。”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胡适在小说考证领域的“抛砖”工作,引来了无数“美玉”,他曾不无得意地说:“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
  1962年2月24日,也就是胡适去世的当天,胡适在台湾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高兴地说:“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试验‘对等律治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平生最为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这是胡适生前的最后讲话。
自谦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但他却说,由于自己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朋友陈独秀。
  1916年,胡适在与他人进行新文学论战时,曾作《沁园春??誓诗》,初稿中,词的下半阙是:“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它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后来,胡适觉得口气狂妄,心中不安,所以屡以其稿,后来的定稿是:“定不师秦七,不师黄九,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清华国学院设立之初,清华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到筹建中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建议曹校长采用宋、元书院的导师制,吸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术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听罢深以为然,当场表示请胡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以保留绵延中国文化之血脉云云。胡适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曹云祥见胡适态度诚恳,又觉此言甚在情理,于是决定按胡适指引的方式、方法付诸行动。后胡适又协助请来王国维等人。

日期:2009-05-10 12:51:45

  温煦(一)
  胡适成名后,每日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求见的人太多,胡适便宣布了“胡适之礼拜”制度:“每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来都见。”后来每个星期天都来人不断,上午时间不够,又延长至下午,通常一天有五十多位客人,成为名符其实的“礼拜日”。如此盛况一致持续到“七七”事变,胡适离开北京为止。
  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常说一句话:“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五四运动时期,穿长袍马褂的章士钊和西装革履的胡适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因为章士钊以古文雄词立于世,常贬胡适的白话为浅薄。可是,有一次,他们在北京偶然同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留念。有意思的是,章士钊竟用白话,胡适则用文言,都是一反往常,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曲,饶有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云:你姓胡来我姓章,你讲什麽新文字,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做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胡适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常相亲不相鄙。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一日,胡适上课,提到某小说,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有一学生马上站起来,说:“不对。有人说在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中见过。”胡适又惊又喜,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日期:2009-05-10 20:27:38

  温煦(二)
  胡适在1930年到北京大学之前,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陈独秀狱中时,胡适路过南京,来信说:“不及看望。”陈大发脾气,大有绝交的样子。其实,陈独秀入狱期间,胡适多次从北京来看望,送来吃的、用的和书籍。一次,陈曾托胡设法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认真操作,不久来信报告进展情况,叫他放心。在押期间,出版了《独秀文存》第9版,蔡元培居然为这个在押的共产党要犯写序。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杨杏佛是胡的学生。在一个大会上,杨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后来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胡适没有发脾气,只是说:“《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

  1961年,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事。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温煦(三)
  1930年12月17日,胡适四十岁生日。他的好友、学生不约而同地给他送去了用白话文写的寿联。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健将的丁文江的寿联是:凭咱这点切实工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胡适与梅兰芳、齐如山(电影《梅兰芳》中冯如白的原型)交好。他对梅兰芳相当爱护,梅氏出国演剧,预先印了一本特刊,胡适亲自为之校阅。梅的英文演讲词、宣传品,都经胡适改正过的。
  齐如山有一篇文章说:“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一次,梅在中和园演戏,我正在后台,适之先生同梅月涵、周寄梅两位先生忽然降临。我问他,你向来不十分爱看戏,何以今晚兴趣这样高?他已微有醉意,说:‘我们不是来看戏,是来看你。’后来他还在医院中给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一封是讨论《四进士》一戏的意义,他说:‘所有旧的中国戏剧中,以《四进士》的台词最精彩,因为有大部分的念白接近白话文。’”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留在了大陆,大陆批判胡适开始之后,1950年,他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称胡适为“人民的敌人、反动份子,罪行早和美帝有关”,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大骂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顾颉刚、朱光潜等北大旧友,也在一波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批判胡适,胡适则强调相信友人只是为了在检讨中过关,并非真心之论。

  胡适听说钱穆时,钱穆还在苏州的一所中学任教。一次胡适到苏州讲演,特地去看望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20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
日期:2009-05-11 11:02:19

  温煦(四)
  季羡林曾回忆和胡适共事的日子: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作为系主任,我要向校长请示汇报工作,他主编报纸上的一个学术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谈学术问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笑容满面,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会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会上,在北京图书馆的评议会上,我们也时常有见面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一个学生走进来对胡适说:昨夜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听了以后,含笑对那个学生说:“人家信任我吗?”季羡林觉得这个学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没有拍案而起,怒发冲冠,态度依然亲切和蔼。
  李敖考证胡适的作品,考出了胡本人都忘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写的文章。胡后来见到李,握着这位20岁毛头小伙子的手,赞道:“李敖小兄,你实在是比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啊!”
  胡颂平回忆胡适:先生平时交给我的工作,无论是写一封简单的信稿,或是摘录一些参考资料,或是出去接洽一件事情,总是说:“我想请你帮我做一件事,你有空时去办,不忙,不忙。”等我办好复命时,也总是说:“谢谢你”,或是说:“太麻烦你了,多谢多谢。”去年12月里,他在台大医院特一号病房里养病,有一天夜里,他的被头不曾盖好,夜班的护士看见了,轻轻地过去帮他盖好。这时他已经睡着了,但他在睡梦中对这位特别护士说:“谢谢你。”第二天,这位护士告诉他时,他自己一点也记不起了。我8点半到了医院之后他对我说:“刚才护士小姐说的话。如果我睡着真的会说‘谢谢你’三个字,我相信这是我的好习惯。”

  胡适晚年认识了一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小贩是个卖芝麻饼的,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闲聊。有一天,胡适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台大医院。他的朋友和梅夫人拿着一个芝麻饼送到了胡适的病房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我相信你一定没吃过。”“我早就吃过了,”胡适笑着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天真的胡适以为,诺大一个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做的。
  八十多岁的季羡林到台湾访问,在大会上听到主席李亦园院士的讲话,说适之先生晚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在下午饮茶的时候,他经常同年轻的研究人员坐在一起聊天。有一次,他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乍听之下,百感交集。他想到适之先生一直到晚年还关注着他的学术研究,知己之感,油然而生。
真挚(一)
  1914年,到美国仅4年的胡适,痛感留学生的沉迷生活,撰写了忧患不已的《非留学篇》。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的开头四句是:“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1915年2月20日,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与其英文教师亚丹谈话中论及国立大学的重要性,很受刺激。于是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吾他日能见中国有一国家大学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国之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四万万方里、四万万人口之大国乎!世安可容无大学之国乎!”
  1916年,身在美国的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胡适曾说:“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
  胡适告诫学生:“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胡适曾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勉励: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对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踩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日期:2009-05-12 13:35:41

  真挚(二)
  胡适在写给鲁迅、周作人兄弟和陈源的劝架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着他们朝向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胡适跟陈独秀关系非常,或畅谈,或争论。有一次争论得厉害,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生气了,说:“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拿起拐杖,在地板上连连笃了几下,就走了。而他在检讨自己时对陈独秀的苦干精神是佩服的,他说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他崇敬两人的精神,相形之下他自己显得软弱多了。

  1934年8月,胡适很诚恳的对国人说: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写了一封1600字长的信给任鸿隽,力劝他不要辞去四川大学校长。写后,自己带到任鸿隽处,和他长谈两个小时。
  胡适对于禅宗的历史下过很多工夫,颇有心得,但是对于禅宗本身那一套奥妙并无好感。有一次,朋友宴会后要大家题字,梁实秋偶然写了“无关门” 的一偈,胡适看了大吃一惊,因此谈起禅宗,梁提到日本铃木大拙所写的一部书。胡适正色说:“那是骗人的,你不可信他。”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日期:2009-05-13 11:04:32

  真挚(三)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日期:2009-05-13 11:04:43

  真挚(三)
  解放前夕,北平学生经常示威游行,背后都有中共地下党在指挥发动。但是,每次北平国民党的宪兵和警察逮捕了学生,胡适都乘坐他那辆当时北平还极少见的汽车,奔走于各大衙门之间,逼迫国民党民局非释放学生不行。他还亲笔给南京驻北平的要人写信,为了同样的目的,据说这些信至今犹存。

  胡适在美国遇到一位久居国外的不打算回国的教授,胡在席上用中文对他说:“我劝你还是回台湾去,至少休假回去住上一年半载,你要晓得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是最痛苦的。”
  五十年代,胡适在海外为一本书写的导言里,引用了金岳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检讨。他为金的命运深深担心,说:一个黑暗的迫害时代开始了。
  20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日期:2009-05-13 11:17:58

  提携(一)
  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毛子水等20余名学生,自动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响应另类文化运动的学生团体——新潮社,并创办《新潮》杂志,胡适应邀担任该杂志顾问。在胡适的帮助下,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
  林语堂留学美国期间,日子过的非常窘迫。无奈之下,他想起出国时胡适邀他留学归国到北大教书,他便写信给胡适,问能否预支工资。胡适给他寄去1000美元。后来,林语堂又一次陷入困境,再向胡适求助,胡适再一次寄给他1000美元。带着哈佛硕士、莱比锡语言学博士的光环归国的林语堂,受到了北大外文系的热情接待,并被聘为英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林语堂到北大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向胡适当面致谢,那预支的两千美元帮了大忙。不巧,胡适南下养病,林语堂找到了北大当时的教务长蒋梦麟。蒋梦麟莫名其妙,“什么两千美元?”细究来龙去脉,林语堂这才明白,北大根本没有资助外国留学生的计划,是胡适为了招揽人才,私自和他做了口头协定。林语堂向他求救时,胡适为了遵守协定,就自掏腰包,填上了那笔巨款。胡适的君子一诺,林语堂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他们都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胡适去世后,林语堂才公开了这段往事。
胡适请沈从文来学校授课,当时慕名来上课的学生很多。沈从文第一次教学生,看着教室里黒鸦鸦的人头,紧张的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结果后来又用了十分钟把原本准备讲一个小时的内容全部讲完了。沈从文窘迫无比,在黑板上写下了:“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有学生向胡适反映,胡适问学生:“有没有学生赶沈先生走?”学生答无,胡适哈哈一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胡适考证的方法对顾颉刚影响不浅。顾颉刚先生说,他学会这套“治学方法”,是看胡适的《水浒传考证》一文,看出来的。
  三十年代,胡适独具慧眼,提拔、任命、帮助梁实秋完成了——日后号称是梁实秋对文坛的“三大功绩”之一的“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季羡林为胡适的学生,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在他归国初期期间,受到胡适提拔。
提携(二)
  1935年冬,一位北大学生约见胡适,胡适在电话中告其明天上午7点相聚,学生误听为下午。当下午7点去时,门房告胡适已离家,学生正欲转回,胡适回来了。胡适问:“上午在候,为何不来?”学生答:“误听以为下午。”胡适笑道:“我亦疑你误听,故特趋回。”
  陈存仁与胡适见面,胡再三再四地告诉陈:写文章一定要用白话文,并且要少引用成语,应该“越白越好”。因为各朝各代的文言文都是不同的,汉魏六朝,有汉魏六朝的文言文,唐宋有唐宋的文言文,明清有明清的文言文,清朝的策论,简直全部是堆砌而成,一无价值。到了民初后,严复创立一种新的文言体,梁启超又创了一种新文言体,已经把旧的文言文加以翻新,然而总不及白话文能影响到大众。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忌写深奥的古文,因为文章写得越古,越是令人看不懂,失掉了写作的意义。这些话对陈存仁的影响很大。胡适还建议他写的字,要“越清楚越好”,这一点陈也经久地遵守他的意见,连开药方也从不写一个草字。

  胡适乐于助人。他在美国因心脏病住院疗养时,一天突然要起床写信,医生不许他动,他却不顾。因为他在日记中发现自己在病前答应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学生,帮他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去借一本中文善本书(普通人大概借不出来)。
日期:2009-05-14 10:00:39

  旧儒(一)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确抓住了胡适人格中最敏感而隐讳的独特性。开白话文革命先河的胡适,虽给外界强烈的全盘西化印象,成为现代理性精神、宽容、温情、好智的代表性人物,但在文化上,他始终是认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与角色,乃至于对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忠诚。

  胡适说:“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他比较说:“一边是安分,安命,安贫,乐天,不争,人吃亏;一边是不安分,不安贫,不肯吃亏,努力奋斗,继续改善现成的境地。”
  1925年,胡适着文谈“读书”,指出“精”和“博”是读书两个要素。他将这个看法编成两句口号:“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胡适第一个考证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曹雪芹。
  季羡林的《台游随笔??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谈到胡适的“书呆子”气:有一次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会议开始时,适之先生匆匆赶到,首先声明,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他要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就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而且兴致极高,大有挑灯夜战之势,早把那个“重要会议”忘到爪哇国去了。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胡适对齐白石极端钦佩,曾经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一部《齐白石年谱》。
  胡适是比较老派的文人,讲究读书致仕。因为母亲严厉,胡适少年老成,被戏称为“糜先生”。据说有一次,胡适跟伙伴们掷铜钱玩,一位老农见了非常吃惊,说:“糜先生,你也玩这个呀?”胡适一听,羞愧难当,顿觉失了身分。
日期:2009-05-14 11:09:56

  旧儒(二)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在一个雨丝纷纷的傍晚,胡适大醉后在回家的路上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胡适对着镜子打量自己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的名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开始懊悔了。此后,胡适在朋友的帮助下关起门来发奋读书,终于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
  有一回,胡适路过青岛,遇到梁实秋呼朋聚饮。胡适看到他们豪饮的盛况,赶忙取出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在手上,表示免战。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早年《新青年》刊登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都是惊世骇俗之论,其中有几篇文章倡议“只手打倒孔家店”,而且主张“非孝”,认为孝敬父母,罪大恶极。一般人并分不出哪一篇是陈独秀做的,哪一篇是胡适做的。所以很多人初时的印象,胡适之对父母,一定是属于非孝一类的。但是胡适却极为孝顺。他父亲早逝,所以他得到父亲的温情很短,但他六十三岁回到台湾,他不但把父亲的遗作出版和整理,还替父亲立了一个很堂皇的纪念碑。在他写的四十行述中,一再提到母亲对他的慈爱,“八年的家乡教育”,完全是他母亲一手栽培的。

  胡适的婚姻也由母亲一手安排。他从小与江冬秀订婚。程天放有一篇文章说:“他的立身处世,却完全符合中国的伦理之道。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他和夫人江冬秀女士的婚姻完全是家长作主订定的,在结婚以前,两人没有见过面,可是他对夫人终身敬爱,到老不变。总统挽适之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真是非常允当。”胡适还说过“中国人的旧式结婚,是先结婚后恋爱”的名言。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杜威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
  伯希和所治之汉学如一座大山挡在中国学人的面前,当时的大师们如陈垣、陈寅恪等都有些焦虑。陈垣曾对胡适说:“汉学正统此时在北京呢?还是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
  抗战期间,胡适任驻美大使,两个儿子先后到美国读书,仅一年学费就得两千多美元。胡适颇感压力,一面写稿赚取稿费,一面四处演讲,“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孔祥熙知道后,立即汇了3000美元给胡适,胡适系数退回。
  1948年底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只带了夫人,没带小儿子胡思杜,有一种说法是临时没有找到人;一种说法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胡思杜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另有一种说法来自他后来的秘书胡颂平,胡适夫妇上了飞机,人们问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人,胡适回答:“通知上只写接我,却没有说可带孩子。”书生气的胡适让机上所有名流、学者无不为之动容。
新知(一)
  胡适在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只是抄了一份给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想不到却因此造成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7年,留学七年的胡适从美国回到国内,让他吃惊的是,七年内竟没有出版一本哲学方面的中文书籍。最后在上海翻了一整天,才找到一本《中国哲学史》,作者也只不过提出如此见解:“孔子既受天之名”和“与天地合德”。胡氏说:“(过去七年来)不但高等学问的书一部都没有,就是要找一部轮船上火车上消遣的书,也找不出!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
日期:2009-05-15 10:48:06

  新知(二)
  胡适《领袖人才的来源》论及: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具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
  胡适在奔母丧时写过这样一段话:“‘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纪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
  胡适在和周作人在关于改造社会与人孰先孰后的问题上,针锋相对地说: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等等,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胡适《说儒》里讲: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们的衣服是殷服,所行殷礼,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傅。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提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这就是“亡国奴柔顺论”,匈奴人或哥特人亡国不知多少次,性格却未见柔顺,犹太人亡国时间最长也不见柔顺。
  胡适诸多理论今日仍为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中国需要医治贫穷、愚昧、贪污、疾病、扰乱,而不是革命;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等等。
日期:2009-05-15 10:50:05

  传道

  “中国哲学史”是北大的老课,胡适到北大之前由陈汉章讲,陈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胡适到北大后接任此课,一开始授课便新意迭出。当时的学生顾颉刚回忆:“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讲义,开头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的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顾颉刚听过几次课后,便称赞:“胡先生讲的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

  北大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的学生很多。有一次上胡适先生的他让学生把姓名留下来,说:“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便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留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北大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级》。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散文家张中行曾谈起胡适的口才与幽默感:30年代初,他讲大一普修的中国哲学史,在第二院大讲堂(原公主府正殿)上课,每周两小时,我总是去听。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因为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苏雪林在《胡适之先生给我两项最深的印象》中,用烘云托月的笔法,描述胡适讲演的风采:我们国文系的教室本与我们的图书馆毗连,中间有可以自由开阖的扇槅门隔开为两下。每逢胡先生来上课,不但本班同学从不缺席,别班学生师长也都来听。一间教室容纳不下,图书室槅门打开使两室合并为一。甚至两间大教室都容纳不下,走廊里也挤满了人,黑压压地都是人头,大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倾听这位大师的讲解。这个印象留在我脑子里,永远不能漶灭。

  1934年秋,胡适在北大讲课时大讲白话文的优点,那些醉心文言文的同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同学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同学更加激愤地反驳道:“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柔声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还是文言文省﹖”胡适于课堂上令学生拟一拒聘电报,其中有一最简者为:“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而胡的白话稿为:“干不了,谢谢。”胡论曰:“文之优劣,原不在文白,在于修辞得当也。”

  胡适对学术论文有其见解,他曾对台湾大学某学生说,不要奢望轻易找到难题的答案。他说:“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

2013-11-28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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