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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郭沫若(三)
民国文人之郭沫若(三)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欲情
  
  郭沫若早熟,七岁就喜欢他嫂子(《叶罗提之墓》),造成他女性崇拜意识,后来诗集《女神》、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虚构人物,婵娟)、《蔡文姬》等剧作中都得到表现。
  
  据《沫若自传》记载,真正唤醒郭沫若的“性的觉醒”的是他的三嫂。在郭沫若的眼里,他的三嫂是姑嫂中是最美丽、最优雅、最贤淑的一位。那是在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耐不住家塾里苦读的煎熬,郭沫若借口小解向先生告假走了出来,当他来到花园门口,却意外的看见三嫂正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的下面,郭沫若轻轻地停住脚步,从后面端详着三嫂的背影。他看到今天三嫂穿着一件葱白竹布衫,两手的颜色如玫瑰,如粉棠花一般。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金色的顶针。三嫂大约是感觉到春闺的寂寞,显得有些慵倦而有所期待的样子。……郭沫若本打算走开,可是他的一双眼睛却被三嫂那粉红柔嫩的手紧紧的吸引住了,他竟痴痴地望着,无暇顾及其他了……这一段经历,在少年郭沫若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在他的脑海里,三嫂成为第一等的美人,成为他心中所向往的未来恋人的模特。
  
  郭沫若儿时有女性特质,在《我的童年》里,郭沫若讲述了一位姓章的不良分子在自己被斥退的时候和自己“渐渐接近起来了”。事情逐渐发展下去,终于有一天姓章的不良分子表现出了他的爱慕。“他尽劝我喝酒,我喝吐了。我决意要回学校去,他劝我休息一下,引我到一间房里面,大约就是他的寝室。他劝我在床上休息,我便和衣睡下去了。他把房门闩了,走到我床边来,出乎意料地便把我抱着,要和我亲吻。我用力地给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床下,鼻血也打出来了,我愤愤地起来抽开房门走了。”
  
  郭沫若有同性恋倾向和经历。郭沫若少年时代,对同学吴尚之产生过暧昧的情感。在《我的童年》中,郭沫若首次承认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是在与姓汪的少年的交往中,他是这样说:“我在这儿才感着真正的初恋了,但是对于男性的初恋。”同时,《我的童年》还描写了他和几位男性同学的交往。
  
  宗白华也谈到郭沫若的同性恋问题,他曾说过:“五四运动前夕,由李大钊等人发起,我们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里面,曾琦(慕韩)、王光祈(润屿)、魏时珍、周太玄等,都是四川人,曾在成都高等中学堂与郭沫若(开贞)同学。所以先前郭沫若嫖娼挟妓、搞同性恋、酗酒闹事、自暴自弃的不良行为,我也有所耳闻。1920年郭沫若有意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但是许多会员表示,‘吾会中会员,入会时取格极严……况士人无行,自古已多,今世学者尤多反复无常之小人。故吾会友介绍新会员,当慎之又慎,审之又审……’。郭沫若终竟没有能够得到批准入会。”

郭沫若在一生中有多位情人,包括安琳(彭漪兰)、于立忱(于立群的胞姊)、黄定慧(黄慕兰)等。
  
  郭沫若当时有一个情人,南昌起义途中的“革命伴侣”安琳。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
  
  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稍后一起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楼上,安琳和郭沫若度过短暂的蜜月时光。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郭沫若的日本妻子)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据郭沫若自己写的文章回忆,安娜当时对郭沫若与安琳之间的“革命伴侣”关系了如指掌。安娜非常平静地向郭问起此事,郭坦率地承认爱安琳。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们说,是我阻挡了你们的结婚,如果没有这几个孩子,我会成全你们的。
  
  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
  
  另据朱其华在1927年底回忆时,谈到了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他甚至说郭沫若和安琳是色情狂,当众性交。有人认为,朱其华所写全不足信。
  
   1933年前后,郭沫若在外嫖娼,染上性病,并且传染给安娜,一时间手足无措,为此不得不写信给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恳求他介绍关东地区的专家名医给予治疗。
  
  郭沫若在日本与于立忱有一段情。于立忱出身于名门,是民国初年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也是郭沫若后来的妻子于立群的亲姐姐。出身于书香门第的于立忱,亭亭玉立,大家闰秀。作为《大公报》记者,大约在1934年被报社派驻东京。在东京的日子里,郭、于两人过从甚密,据说于立忱后来参加东京的示威游行,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在回上海不久的1937年5月,于立忱突然自杀,留下了“如此家园、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的绝命词。
  
  据谢冰莹的回忆,于立忱曾经为郭沫若而堕胎,郭沫若拚命追求于立忱三年,口口声声称与安娜没有感情,决心要摆脱安娜,但于立忱怀孕后,郭态度突然改变,吞吞吐吐敷衍。于立忱由此大彻大悟,明白郭原来是这么一个人格扫地的人物。谢冰莹的回忆是一家孤证,可信度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但于立忱的自杀,是郭沫若一块难以摆脱的心病。郭回国第四天,就前往中国公墓凭吊于立忱,并很快与其妹妹于立群相识,当于立群将于立忱的遗诗转交郭沫若时,郭沫若双手微颤,竟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于立忱的关系,郭沫若对《大公报》的感情变得相当复杂。起初郭对《大公报》欣赏有加,后来《大公报》当家人张季鸾追求于立忱,郭非常感冒,两人遂成为“情敌”,郭就再也没有说过《大公报》一句好话。于立忱既逝,抗战期间张季鸾和《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到武汉,郭陪同游玩,正当小船离开小岛之际,王芸生开玩笑说:“郭先生,可不要脚踩两只船啊”。一语双关,搞得郭沫若“满脸通红”,从此留下对王的愤恨之心。
  
  关于郭沫若未和于立忱结合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郭沫若的家庭责任心,他不抛弃安娜和孩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利用安娜的日本人身份,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郭的通辑令仍然有效,失去安娜,可能失去日本的保护。所以,当他回国后,安娜失去价值了,他立即和于立群同居了。
  
  情人于立忱自杀后十日,郭沫若为她写了一篇短文《断线风筝——纪念于立忱女士》,有人认为,他写此文的重点不在于纪念于立忱,而是暗示这一夜郁达夫与于立忱同居了,然后以此推托自己是于立忱肚子里孩子父亲的责任。

婚姻
  
   1912年,20岁的郭沫若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风华正茂的郭沫若对张琼华平凡的外貌不甚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三寸金莲,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离开了家。郭沫若与张琼华并没有离异,以后68年张琼华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
  
  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在失去“童贞”之后却又选择了反叛。后来,郭沫若在《黑猫》中一边把张琼华戏谑为“黑猫”,他说: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一边又自我反省道:“我一生如果有应该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
  
   1923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收到长兄郭橙坞的来信,让他回四川谋职,并对郭沫若的婚姻问题提出了两种解决的方案:一是与张氏离婚,二是和两位妻室同居。但郭沫若考虑了半天,终觉不妥,于是便给大哥回了一封信,表明心意道:“离掉张氏,我思想没有那么新;二女同居,我思想没有那么旧。不新不旧,只好这么过下去。”
  
   1939年,离开故乡26年的郭沫若带着新婚妻子于立群衣锦还乡时,他的另一位妻子张琼华已经人老色衰,长年的苦守使张琼华满头乌发变成了白发。其实就在她和郭沫若结婚那天起,她就永远告别了青春。家乡人围着郭沫若,热情交谈、握手。唯独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而郭沫若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当时,郭沫若的老父已86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的贡献,却没有半句怨言。郭沫若顿时对张琼华肃然起敬,于是当着众人的面鞠躬致谢,骇得张琼华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
  
  郭沫若在家中住了几天,张琼华还把自己的卧室,亦即当年自己与郭沫若的洞房让给郭沫若和于立群,并买鸡买鱼尽心相待。郭沫若看到自己的一帧相片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他看到当年同张琼华结婚时用过的家具,一件一件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光亮如新;他看到过去居家时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写的作业本和手稿、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以及陆续寄回来的家信……总之,凡是他的东西,都保存得整整齐齐,完好无损。
  
  为了向张琼华表示感谢,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短跋中特地写上“书付琼华”四个字。并逗趣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啊呀呀,”张琼华惊愕了。“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郭沫若的任何一样东西,对她来说仍视为圣物。因为这是“夫君”的东西。不管郭沫若对她如何,张琼华始终把郭沫若看作是自己的夫君。
  
  郭父丧事办完,郭沫若与于立群从大佛坝乘飞机返回重庆,张琼华与家人一起去送行。知道丈夫已不属于自己,张琼华的心情可想而知。郭沫若在其父死后写了一篇长达七八千字的《家祭文》,张琼华不仅背得滚瓜烂熟,还常常泪水盈眶。
  
   1963年,张琼华去西安看望自己的姨侄女,在别人的鼓动下去了一趟北京。据说,她与郭沫若见了两次面,摆了摆家常,就回去了。临走时郭沫若送她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回到乐山以后,张琼华继续过着尼姑似的生活。身体好一点就到街上走走,或者坐在熟人的小摊子前,看别人做生意,一坐就是大半天。年纪越来越老,不能上街转了,就坐在竹椅上静静地望着街上。有时望着望着眼睛里就会涌出泪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曾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的乐山,她依然是农妇的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
1916年8月初的一天,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班的郭沫若遇到了22岁的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佐藤是日本贵族的后裔,郭沫若一见到她就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佐藤富子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辉令他肃然起敬,以后他们便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
  郭沫若如实地讲述了家中父母包办的婚姻和痛苦,佐藤富子回信说希望郭沫若把苦恼都忘去,他们共同分担苦和乐,郭沫若为佐藤富子又起了个名字叫“安娜”。不久,她毅然辞去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沫若到冈山同居。从此,佐藤富子的婚缘便笼罩在不幸的悲哀之中……
  
  佐藤富子与郭沫若同居,为此她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因为佐藤家是基督教徒之家,断然不允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的。他们第一个儿子出世以后,她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当时郭沫若还是学生,经济条件是有限的。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国大学,富子为使丈夫学业有成,独自承担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经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用磨平的砖头代替…… 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富子含辛茹苦地坚持着,为郭沫若哺育了四儿一女:长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儿淑瑀,四儿志鸿。
  
  安娜和郭沫若生活了21年,不仅要忍受清贫,还要接受他和不同女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包括于立忱、安琳等。也包括他传染给她的性病,悲夫。
  
   1927年12月8日的晚上,当时正在上海的郭沫若突然头痛、两眼充血,脸色发红而带浮肿,高烧达40℃。因为他正在受着通辑,只好偷偷地住进了四川路一家由日本医师石井勇开的私人医院。安娜那时正患着慢性肾脏炎。她毫不顾惜自己,用一个妻子的全部爱来照料着病中的丈夫,每天把家里的四个孩子安顿好,便匆匆地赶到医院里来。早上来伺侯郭沫若到中午,午后来又要伺侯到晚上,而每次来都带鲜花和果品。
  
  郭沫若的病情却在日益恶化。有时,他大声叫骂安娜,给她加上无数污秽的罪名,有时又要自杀。石井勇医师无可奈何地让安娜准备后事。安娜苦苦地哀求他一定要治好丈夫的病,不料两天之后奇迹出现了,郭沫若病情开始有了转机,两个星期后便出院了。郭沫若带着虚弱的身子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温暖的、永远整洁的家。安娜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郭沫若非常感动。他久久的注视着安娜那慈祥而安静的脸,又看到那圣洁的光辉,如他当年所看到的一样——圣母玛利亚。郭沫若感激道:这是我的妻,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怀着对安娜的感激和挚爱,他在两天的时间里一连写了《恢复》、《归来》、《得了安息》这些表达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的诗。
  
  
  从1916年到1937年,安娜与郭沫若共同生活了21年,1923年曾随郭沫若和三个孩子回过中国。1937年,政治风云变幻,使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而富子是日本人,于是,郭沫若不辞而别,从此,他们中断了一切联系。
  
   7月27日下午,郭沫若顺利到达上海。日本当局逮捕了安娜,对她严刑拷打,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出来。安娜先后被监禁过三次,都坚定地熬了过来。郭沫若在当年的8月和11月还接到过安娜的两封信,此后,双方的音信就完全中断了。安娜在日本顶着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力抚养着孩子。
  
  郭沫若回到中国后,与于立群结好,在漫长岁月中,他未给安娜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1947年,《改造日报》记者陆立之在东京见到安娜,当时安娜室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安娜悲极哽咽,痛诉郭沫若的无情与冷酷:“鼎堂(郭沫若)不应该是这样。……他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能,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的见到蒋介石……”
  
  但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在《郭沫若和安娜的情感纠葛》写道,1946年,一位叫青木和夫的日本朋友从中国返回日本,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沐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已有了四个孩子的事。
  
  抗战胜利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到中国去,安娜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并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安娜失去了日本国籍,成了一名中国人。
  
  安娜知道郭已另有家庭,于立群已为他的丈夫生育了儿女时,通过多次交涉,她选择了与郭沫若解除夫妻关系,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避而不见,让跟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出面做她的工作,尽量协商妥善解决。
  
  后来,安娜等人来到北平,这时,安娜觉得她和郭沫若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同时提出要见周恩来。这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接见了她。
  
   1975年夏天,安娜由郭淑陪同从上海到达北京。当时郭沫若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到医院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沫若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
  
   郭沫若晚年多次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
  
  安娜解放后由政府安置,享受副部长级待遇。1983年曾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89年由于一生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而荣获第一届亚非和平奖。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岁。
  
  安娜与于立群的儿女之间不相往来。安娜的子女,对郭沫若也不亲近,也不敬重,更无感情。二儿子郭博曾在记者面前这样评价父亲:“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安娜在谈论自己时说:我这一辈子生活得像是一只野狗!据说郭沫若临去世前,见到安娜最后一面时,留下的一句话是:“都怨日本军国主义。”
  
   郭沫若的第三人妻子是于立群,她是郭沫若早期恋人于立忱(于立忱后来自杀)的胞妹。
  
  第一次见面,于立群给郭沫若留下了深刻的、美好的印象:仅仅二十来岁,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身蓝布衣衫,面孔被阳光晒得半黑,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于立群是一个女演员,但言谈举止稳重端庄,绝无一般女明星的轻浮与浅薄。郭沫若说:“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
  
   1939年的春末夏初,郭沫若和于立群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时年郭沫若47岁,于立群23岁。当时以郭沫若的身份和威望,婚礼自然是隆重而热烈的,当时的来宾有80多人,大多是郭沫若三厅的同事和熟人,双方的亲戚也参加了婚礼,周恩来是婚礼主持人,阳翰笙的夫人是介绍人。据说周恩来祝酒前对郭沫若说:“希望这是我参加的你的最后一次婚礼。”郭沫若听了,老脸一红,连说:“那是那是。”
  
  这次婚礼,使于立群成为郭沫若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近40年,抚育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建英,女儿庶英、平英。1967年,郭民英自杀。1968年,郭世英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从四楼坠下而死。
  
   于立群是伴随着郭沫若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6月,郭沫若病逝,次年2月,于立群缢死于北京故居。

忏悔
  
   根据《三叶集》的记载,郭沫若到28岁时,对于自己过去生活中的颓废、堕落,表示悔悟、深恶痛绝、翻然自新。
  
  《三叶集》载,1920年初郭沫若给宗白华的信中写道:“我读《少年中国》的时候;我看见我同学底少年们,一个个如明星在天。我独陷没在这stryx的阿米巴,只有些无意识的蠕动。咳!我禁不住我泪湖里的波涛汹涌!慕韩、润屿、时珍、太玄,都是我从前的同学。我对着他们真是自惭形秽,我是连阿米巴也不如了!”
  
  二十八岁的郭沫若一再向比他小五、六岁的宗白华、田汉表示忏悔。他信中说:“今晨上学,又接到你的惠书,我才知道我从前所闹出的事情,时珍早对你说了。你同时珍更肯不念我的旧恶,我今后惟有努力自奋,以期自盖前愆,以期不负我至友之厚爱。……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宗白华说:“郭沫若《女神》的压卷之作《凤凰涅(般下加木)》,直接产生于这种忏悔的心态之下。”郭沫若在1920年1月18日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
  
  同一年2月9日,田汉看到了《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的郭沫若长诗《凤凰涅(般下加木)》以后,立即给郭写信道:“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啊!”
  
   这种忏悔情结,加上反抗的精神,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构成了早期郭沫若、田汉所创导的“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1922年还在清华学校读书的闻一多,曾经在一封通信中这样赞扬:“朋友!你看过《三叶集》吗?你记得郭沫若、田寿昌(汉)缔交底一段佳话吗?我平生服膺《女神》几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最大。而其一生行事就《三叶集》中所考见的,还是同田君缔交底一段故事,最令人景仰。我每每同我们的朋友(梁)实秋谈及此二君之公开的热诚,辄感叹不已。”郭田缔交,首先以真诚忏悔为前提。于是感人至深。《三叶集》和《女神》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引起当时新进的热血青年们的强烈共鸣。
  
   1933年11月,郭沫若在通信中谴责自己生活不检点而“万分惭愧和悔恨、自作自受”;直到四十年代,郭沫若的忏悔情结,一再时隐时现地表露出来。
神伤
  
  在上海时,一日,郭沫若陪同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郁达夫去逛门市部,听赵南公说《创造》季刊至今只售出一千五百本,两人顿觉异常悲哀。憋着一肚子气,他们便去借酒浇愁,一路上连吃了三家酒店。在最后一爿酒店里,他们是坐在楼上对饮的,一轮孤月从窗口探进头来,映照着这一双难兄难弟苍白的脸,桌上酒壶林立,桌边堂倌哑然。饮罢,他们昏昏瞀瞀、凄凄寂寂地回到住所,郭沫若无限痛楚地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郁达夫红着一对眼睛微微颔首。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被同班同学周国平评价为“最具人性魅力”的青年。郭世英从小极为聪明,很小就能背一整本《古文观止》,他只要默默地读上几遍,就能将全书的古文背诵下来。1962年,郭世英进入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当年年,郭沫若正应国家青年艺术剧院之约赶写剧本《郑成功》,这时郭世英在一旁翻阅父亲所用书籍和有关资料,就自己动手也写一本《郑成功》的剧本,并且在父亲之前脱稿。当青年艺术剧院派人来郭家催稿时,郭沫若还未完稿,于是郭沫若就对来人说:“我的剧本还未脱稿,那么你们就先把我儿子世英写的《郑成功》的剧本拿去看看。”
  
  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期间,郭世英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把黑格尔的经典着作通读了一遍,然后,告诉他的同伴们说,我已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
  
  郭世英是一个独立思考者,曾经说哲学的宗旨是追求真理,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检验,对马克思主义也应如此。结果,从追求真理出发,他走向了怀疑马克思主义。
  
  为此,他陷入了苦恼之中,离校休学。他还很先锋地试验着用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写作。他妈妈于立群认为世英这种理想追求是自寻烦恼。他说:你看看父亲青年时代的作品,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他不能心安理得的享受高干子女应当享有的生活,反而对父亲和他身边的人享受特权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进而加以否定,与父亲和家人的关系非常之紧张。
  
   1968年3月,随着新一轮批判狂潮的掀起,许多高校的造反派大揪“反动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造反派绑架郭民英,并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凶信很快传到了家中,当晚,郭沫若要出席一个有周恩来参加的宴会,于立群一再恳求丈夫,转告周恩来,请他救救儿子。但这一晚,郭沫若就坐在周恩来身旁,却没有向周恩来开口。
  
   4月22日上午,在征得军代表的同意后,郭沫若让秘书和郭世英的妹妹去农大了解关押他的情况。然而,就在他们赶到学校的3小时前,郭世英从关押他的三楼(一说是四楼)房间里破窗而出,他死时,年仅26岁,落地时,他的双手被仍被反捆。郭世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不得而知。
  
  郭世英被迫害致死后,郭沫若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周恩来曾说过:郭世英实属为我而死。其真相如同孙维世之死颇具吊诡。
  
  
  郭民英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四个孩子,自幼喜好文艺,对于音乐尤具天赋,竟然无师自通地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学的是小提琴专业。郭民英于1967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4岁的生命。一说为慢性疾病的折磨而不堪忍受,一说在弃世前一天还照样工作,是无任何异常迹象的突然之举。郭民英之死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他的家人从未透露过事件的真相(或许原本就无从了解真相),他在弃世之前似乎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
  
  郭沫若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以泪研墨,一笔一划地抄录两个儿子遗下的日记,以此寄托自己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那一册册被点点泪水洇染墨迹的“手抄本”,整齐地置放在他的书桌上,旁边是世英与民英中学时的一幅合影,兄弟俩那充满青春活力的灿烂笑容在寂寞寒夜中陪伴着他。
辞世
  
   1978年四五月间,郭沫若的病恶化了。临终之际,郭沫若趁着一时的清醒,把于立群和孩子们都叫到床边,要他们记下自己的最后叮嘱: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郭沫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仍然一再地提起毛泽东。他以自己生命的最后火花,进一步证实了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友情和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
  
  郭沫若特别嘱咐夫人于立群将他的《屈原》剧本带到病榻前多次重阅,爱不释手。他对于立群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是个即将就木的人了,我也要生得光荣,死得磊落”。在即将别世时,又一遍遍地低声咏诵屈原的《离骚》。他还让于立群代他记录了吟《离骚》后集原句构思的一副对联:“集芙蓉以为裳,又树蕙之百亩;帅云霓而来御,将往观乎四荒。”
  
   当年6月21日,郭沫若与世长辞,留下的这副集字联是他一生勤奋笔耕写作生涯的绝笔。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

激赏
  
  何干之评述道:“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着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日译者藤枝大夫在他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一书中说:“王国维、罗振玉、孙贻让、商承柞、王念孙、王引之以至日本的林泰辅等诸人的注解(指甲骨文和金石文字),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郭先生也说过这一次新尝试,只是一条羊肠小径,只是在丛林中砍了第一次的刀斧。结果并不是一些缺点也没有。然而对于这个一向未开垦的,被人遗忘了的中国社会,尽过一脚一拳的,不论如何也应归于郭先生。将来在郭沫若的批判和反批判中,一定可以使问题更加透彻。”
  
   “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说:“不用说,大家都知道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这本书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初版到二十一年十月五版时,三年之间已印了九千册。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
  
   1947年,国共两党进入决战阶段,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对立地位的胡适、傅斯年不约而同地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对郭沫若在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上的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傅斯年推荐郭的着作是:《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1948年上半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开会,郭沫若当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组)院士、(考古组)院士。
  
  着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评论郭沫若时就说过:“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作者致生特别兴趣”,“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
  
  褚遂初评价郭沫若的作品:“那《棠棣之花》是以诗意的浓郁见称,《屈原》是以气魄的雄伟出色,至于这个《虎符》恐怕就在意境的高远吧?”
  
  顾颉刚在他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说:“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沫若应用马克思、莫尔甘等学说,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是一部极为有价值的伟着,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这部书的影响极大。”
  
   顾颉刚认为,在甲骨文研究上,以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王国维之后,能够继承王国维并有开拓性贡献的是郭沫若。
  
   宋云彬评议道:“自郭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问世,一切曲解中国历史,改造中国历史的谬论,都扫荡了。”
  
  陈布雷曾在郭沫若25周年创作纪念时,吟诗称赞他的史学成就,诗云:搜奇甲骨着高文,描史重征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老舍对郭沫若有过较全面的评论,他说:“关于沫若先生,据我看,至少有五方面值得赞述:1.他的文学作品的创作及翻译;2.在北伐期间,他的革命功业;3.他在考古学上的成就;4.抗战以来,他的抗敌工作;5.他的为人。”
  
  有文章说:郭沫若绝对是个奇才,他是学医的,一动手写诗就成为诗坛巨星;一从军就是中将,到南昌去造张发奎的反张还恭恭敬敬的送他去造反,造反失败去搞学术研究就出手不凡,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慕名专门请他到自己别墅小酌;写剧本一出手就是宗师;作为党外人士写历史论文被几代共产党领袖奉为自我警惕的经典着作;第一届中研院选院士,他作为唯一的反政府者,以其学术成就毫无疑义的当选。
  
   周扬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
  
  郭沫若在台湾的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李登辉认为今日台湾的成就某种程度上归结于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导的思想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写道:虽然我自幼接受日本教育,受过日本文化的熏陶,但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风起云涌的现代思潮,更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而郭沫若以考古及历史研究的角度,批判封建制度之害,更鼓励了许多年轻人,起而改革。
  他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等书,借着对先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如推崇早期儒家孔孟的重视民本思想,贬斥韩非的“法术”、“君主本位”,和秦始皇的“极权主义”等,宣扬“以民为本”的思想,认为中国只有摆脱传统的束缚,才有发展的希望。……就此一角度而言,今天台湾所缔造的成就,也可以说是当年这些改革思潮具体实践的成果。

责砭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在读了父亲五四时期的文论和诗歌之后,对父亲后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文字大不以为然。据一位当年的郭世英的同学牟敦白回忆,有一次他与郭世英在郭宅门前邂逅郭沫若,郭世英指着他父亲的背影对这位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鲁迅对郭沫若的评价为才子加流氓,此评流传甚广。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还说一句话广为流传: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据说这是郭沫若自嘲的话,出自: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主席毛。
  
  费正清批评郭沫若“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
  
  苏雪林曾经发问道:“凡此种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他自誉的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学界犹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幸运者中间的一个呢?”
  
   1959年-1960年,郭沫若先后创作了以“翻案”为主旨的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极力美化曹操与武则天的历史形象。许多人认为这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而创作的。郭沫若在1950年代的言行,为一些文人所不齿,林语堂批评郭为“集古今肉麻之大成”,周作人则称之为“京城四大不要脸”之首。
  
   1982年宋美龄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余英时早在80年代就撰长文《〈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指责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着作《先秦诸子系年》;稍后又批评郭沫若“扬李(白)抑杜(甫)”,以及“攀援权声”种种(主要指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同时有人撰文说余文谬误。
人格
  
  温儒敏解读郭沫若: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重要特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不住,浑身发烧发冷。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
  
  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的文艺观也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境如同一湾清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如一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直觉、灵感。
  
  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与灵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诚,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
  
  陈明远说:“我少年时,认识郭沫若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按我多年的观察,郭沫若在心理学分类上属于一种矛盾、多元(多重性)的人格型。一方面,外向、情欲旺盛、豪放不羁;另一方面,内藏、阴郁烦闷、城府颇深。一方面热诚仗义,另一方面趋炎附势。人们可以注意到,郭沫若的表情(可参照他在不同时期的照片),在五十年代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但到了六十年代以后,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很少大笑,经常是抿嘴、皱眉、若有所思,‘不得开心颜’。”

2013-11-28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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