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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vs司马光:革新与守旧的对垒
王安石vs司马光:革新与守旧的对垒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王安石vs司马光:革新与守旧的对垒

    郭沫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在中国古代社会,继体君主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维新“王安石变法”,比光绪戊戌年间的“康梁变法”早800年。康梁变法不过百日,王安石变法却持续8年。从时间的长短来说,王安石变法不但比戊戌变法长,也比“商鞅变法”和“桑弘羊盐铁论议”持久得多。

  胸怀矫世变俗之志

  主张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商鞅身首异地,桑弘羊系狱身死,康梁亡命日本,只有王安石变法虽然没有成功,可是效果远过于其它几次,本人更能寿终正寝,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王安石变法是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执政时实行的,当时王安石年四十九。几年前,亦即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王安石即有矫世变俗之志,曾上万言书,其大要以为:

  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

  提出他对财政改革的主张。但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于是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这时王安石在鄞县已做了20年知县,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与一些大臣又合不来,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江宁去了。

  王安石像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今江西抚州市),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少好读书,过目终身不忘。善作文章,“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修大加叹服,为之延誉”。二十岁中进士(是庆历二年进士第四名),就做上淮南判官,后调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当县官。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以祖母年高不就。

  王安石任县官初,鄞县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他上任以后,就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终于好过一些。

  后来,欧阳修又向朝廷进言,调王安石到京城当“群牧判官”,又改调“度支判官”(管

财政的官),这时他在鄞县已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

 

 

   宋神宗二十岁即位,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可是周围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连富弼(同平章事,宰相)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在他即位之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他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

  王安石向仁宗呈万言书后,因不受采用,回江宁后一年不到,又知制诰。同年(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司马光知谏院,上“三札子”奏章;其一论君德有三:仁、明、武。其二论政治之道有三:任官、信赏、必罚。其三言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又进“五规”:保业、惜时、远谋、谨微、务实。大言特言“君臣名分”的尊君立治主张。

  破缸救友的小神童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七岁开始专心读书。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小时候用一块大石头砸破大水缸,救出溺水同伴的故事,广泛流传,出了名。宝元初登进士甲科,历事仁、英、神、哲四朝。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以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以王安石知江宁府,同年夏司马光擢升御史中丞。这时候,司马光的官比王安石大,同年秋王安石才升上翰林学士,同年冬司马光又调回翰林学士。所以说,他们两人私交甚笃,但一个是主张新政,一个是反对新政。

    神宗即位的那一年,想起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立刻进京城。王安石知道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高兴兴应诏上京去了。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问如何治理国家?王安石即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神宗要他提出意见书,越加信任王安石。

  第二年,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神宗就把王安石提升为御史中丞(副宰相),“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吕诲向司马光说:“安石好执偏见,天下必受其祸。”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神宗批准,就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权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为相后,就雷厉风行地实行他的主张,首先设置三司条例司,调查全国的钱粮册,准备变法。其时,有些府县钱粮册30年间未见开封,可见宋政的腐败。因为贿赂风行,贿赂成功,册子就可以不看。下属老百姓最苦,王安石的变法,也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榷制兼并,均济贫乏”,抑制土豪劣绅,救济贫穷百姓,此即王安石的政治原则。其他如理财方案、教育政策,亦以此为最高标准。

  王安石变法的精髓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农民无钱无种子时,可向政府借贷,年利二分,半年一分,分春秋二季归还本利。如遇水旱荒年,可缓期还钱。并实行“贵发贱敛”的平价方法,每逢粮价涨时,政府就贱价出卖,粮价贱时,就高价收买。资本的来源,就是常平仓中1500万石的谷子。

  二、市易法。与青苗法差不多,而以小工商业者为对象。贵发贱敛,平价出卖。设立市易务(银行),有市易务官(银行行长),京师及其它重要的都市皆设有“易务”。

  三、均输法。与市易法差不多,行之不久即取消。

  四、雇役法(或称免役法)。本来官府的各种差役,如卫前、户长、族长、公府、壮丁,民户要按各家的等级去应差,名目繁多,弄得人人叫苦。王安石实行的雇役法,就是不愿服役者出免役钱,改由官府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五、水利法。此为积极生产的办法,就是开辟农田水利。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疏道黄河、汴河,开垦了36万又1178顷荒地。

  六、方田均税法。宋神宗像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重新丈量天下的田亩,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重订税额,在东西南北千步见方之田定为41顷,66亩,160步。税收分五等,副产物不收税。

  七、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10家一保,有保长;50家为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正副都保长。两丁以上的户口,选一个当壮丁,在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八、保马法。政府设立畜马监,农家愿意畜马者,政府付之一匹或二匹,或发钱与之。畜马者政府减收粮或秣以钱补助之。国家利用民间养马供军事之用,马的肥瘠国家要检查,马死要赔偿。

  九、减兵置将。增强与注意国防。淘汰老弱残兵,另在国防要地置将增兵。在京城附近、河南一带设立37将(师团)以对付东北的敌人辽国,在西北设立42将以对付西夏,国内置13将以对付异民族,防止南方敌人。以上共92将,每将大约3000人以上,有25个指挥;马军13个指挥,士军两个指挥,中央军十个指挥。

  十、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校。宋以诗赋取士,官吏多无能。王安石主张真才实学,故首建太学,利用僧庙道观为课堂,分科教授。有经学科、律学科、医学科、武学科。太学生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班。毕业后称博士。初在京师建立太学,后推广到各府路。在学校普及之前,以科举暂时过渡。科举以经义策略取士。

 理财、强兵、教育并重

  王安石变法,把重点放在理财政策、强兵方针、教育方案三方面。理财诸政:为养民之要图,亦即富强的根本;以增加生产、减轻负担、抑制豪强为目的。强兵方针:王安石执政8年,在此期间武功赫赫,平吐番,建西河郡,平川荆之蛮,驱交趾之寇,使其一蹶不振;西北攻打西夏,夺52寨;朝鲜亦归附入贡。教育方案:设立学校,培养致用的人才是王安石的教育理想;但新法首废,科举一法仍留,使经义策略取士流为八股,遗害后代。因新创的学校未能普及,不得不以经义取士作为暂时的措施,想不到这个经义流为八股,后人遂以王安石为祸首。

  就在王安石内政修明、武功赫赫的情形下,士大夫阶级中所谓“君子”之流者群起反对。如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都是。把王安石的理财政策认为“聚敛贪求,与民争利”,强兵方针为“固无远略,惟务改作”,教育方案为“一朝废之,顿失所凭”。究其原因,不外乎变法精神和中国传统的放任习惯相反,并且又触犯了大地主豪强和士大夫的既得利益。

  首先反对王安石的是他的前任御史大夫吕诲。他上疏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罔上欺下,臣窃忧之。”

  接着苏辙谏行均输,他说:“今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

  国子监范纯仁劾王安石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今乡户借钱一千,纳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钱取息,与初诏相违。”

  王安石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司马光大力反对,认为:“惠卿险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并忠告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安石听了非常不高兴。

  这样,这一批反对新法的人,吕诲、苏辙、韩琦、司马光、赵拚、富弼、文彦博等先后以阻新法贬谪。王安石虽受攻击,却受到神宗信赖,第二年升作宰相。

  一部书着十九年

  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又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资治通鉴》书影信里说:我受皇上命令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是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我驳斥错误的言论,怎能说拒绝意见。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作书了。

  司马光罢官回到洛阳之后,就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一共花了19年时间,才把这部着作完成。这部书是按历史年代编写的,从公元前403年战国时代开始,到959年五代后周灭亡为止,涵括1300多年的历史。

  原来,司马光对历史很有研究,他认为治理国家政事的人,一定要通晓自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做皇帝的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英宗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编写机构,叫他继续编下去。

  宋神宗即位以后,司马光又把编好的一部分献给神宗。神宗虽然并不相信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司马光编书却十分支持。他把自己年轻时候收藏的2400卷书都送给司马光,要他好好完成这部着作,还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个书名叫《资治通鉴》。

  宋神宗即位的第七年(熙宁七年,1074),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10个月没下雨,农民断粮,到处逃荒。“帝忧于色,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有个官员郑侠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且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

 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听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见新法“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京,到江宁府休养去。

  独守千秋纸上尘

  在王安石离开中央的时候,他的班底吕惠卿、郑绾等拥护新政的人,便在帝前说:“陛下数年忘寝与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赐;一旦用狂夫之言,罢废殆尽,岂不惜哉!”神宗便将郑侠下狱,新法一切如故,惟暂罢方田。并命韩绦代理王安石,由吕惠卿辅佐,再行新法。这二人都能坚持王安石的新政,当时的人便给他们一个绰号,韩绦是“传法沙门”,吕惠卿是“护法善神”。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吕惠卿本来是王安石提拔的人,但一旦得志,就千方百计阻止王安石的复用,“凡可以害安石者无所不用其智”。连郑绾也偏袒吕惠卿,借一颗彗星在天空出现,力说是不吉利的预兆,请求神宗“罢手实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力说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神宗还是犹豫不决。王安石没办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熙宁九年,1076),再一次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到江宁去。

  王安石既退处金陵(江宁府),往往写“福建子”三字,深悔为吕惠卿所误。原来,吕惠卿是泉州人,泉州属福建路。

   王安石执政8年,罢相后,隐居金陵城外约10年。住宅四周无墙,聊足以蔽风雨。晴日,携童游山,雇舟入城。晚年颇寂寞,其子王雱在他罢相那年患疽发背死。有一次王安石患大病,以为将死,就将自己的住宅捐给僧庙,但并未死,又另租了别人房子居住。王安石一直到撒手人寰,虽受诽谤而不介意,也不为之辩驳。其读史有感诗一首: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于此,足见他的崇高,也足见他晚年寂寞之情。宋神宗死亡的第二年,亦即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王安石留下这一句话:“新法始终以为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布字子宣);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马君实也(司马光字君实)。”便安然谢世,享年六十六。谥号荆国公。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为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着有《王荆公文集》、《三经新义》、《春秋左氏解》、《礼记要义》、《论语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说》等约近300卷,政治家着述之丰,亦属罕见。

  “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

  宋神宗死后,太子赵煦即位,就是宋哲宗。哲宗才十岁,还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临朝执政。高太后一向反对新政,她一临朝,就把反对新法最激烈的司马光召到汴京担任宰相。司马光在洛阳写了15年书,但是因为他反对新法出了名,一些保守的贵族官僚都很记挂他。苏轼等“元佑党人”推他为党首。他虽然口口声声说不谈政治,但是许多人还把他当作“真宰相”看待,连普通老百姓也知道洛阳住着一个司马相公呢!

  高太后临朝执政,把司马光召回朝廷时,他已经是又老又病了。但是,他反对王安石新法却丝毫不肯放松。他一当上宰相,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新法。有人劝阻说,神宗刚刚去世,马上把他的政治措施统统改掉,总不大好吧!更警告他说:“他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祸作矣。”

  司马光气呼呼地说:“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经他一说,大家也就不再劝阻。就这样,他不顾许多官员的反对,把王安石建立的新法一古脑儿全废除了。

  司马光的病越来越重,他和王安石死在同年(元佑元年,1086),比王安石迟死5个月,说完最后一句话:“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就咽了气。享年六十八。谥号文正。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全付诸实现。失败的原因,虽说是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坚决反对,并进而把他的新法完全取消。但究其原由,仍在用人不淑。如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自己所见绘为图,奏疏诣门,使神宗寝不能寐。这个郑侠便是王安石所奖掖的官员,安石问其所闻,不作正面回答,反而画《流民图》加注“东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身无完衣,并城民买糁麦面合米为糜或茹木实草根”,用来诋毁新法,逼使王安石第一次辞职。

  再如推荐吕惠卿,不听司马光的劝告,最后落个受他恶意中伤。郑绾也是王安石重用的人,却以“不吉利的预兆”来逼安石离开京城,从此不得过问新政。

  从这一点来看,王安石身边的人,口头上是拥护新法,事实上却是贪权恋位的人,王安石的新法怎会成功呢?

  哲宗死后,仍行旧法。而此时敌人势力已深入中原,对宋室节节压迫。最后政府无处可跑,逼得皇帝投海而死。郭沫若说:“因此可以说,宋之亡,亡于司马光等人。”这句话,看似说得语重一点,可是衡量当时情况,如果王安石新法实施成功,也许宋室不会覆亡,亦未可知。

2013-11-28 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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