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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陈寅恪(二)
民国文人之陈寅恪(二)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风采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据说,当年还真有人把他当成了甘地。
  陈寅恪留给学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课堂授课时的形象。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陈寅恪上课带的装资料的包,都是布包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他都一律用黄色的包装着。罗香林回忆说:“陈师每次上课,必携带要引用的书籍多种,以黄布包裹,拿到课室,放在讲台。遇须引证的重要文句,亦必写在黑板。陈师夏秋季常穿蓝布长衫,冬春季常穿长袍马褂。来校,常夹黄布书包,进入课室,就提出要讲的专题,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至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真是诲语谆谆,从无倦容。”
  劳干在《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
  学生许世瑛也有这样的记载:“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了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的把那些书抱进教室,绝对不假手助教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进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

 

传道
  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辩明,陈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叩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
  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孟博对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即谈到,30年代就读燕京研究院时,听同学盛赞陈寅恪先生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遂旁听陈先生课而感受深刻:“……陈先生讲课之所以使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特别倾服,应有其原因……陈先生谈问题总讲出个道理来,亦即不仅细致周密的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就有深度,说服力更强。”“陈先生善于因小见大,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虽没有写出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那样综观全局、建立框架的论着,但除经济方面而外许多重要方面的大问题都接触到了”。
  姜亮夫在清华时曾写了一篇批评容庚的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容庚把这篇文章送给陈寅恪看。陈寅恪对姜亮夫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听了,大受震动,从此不太愿意写批评文章了。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敦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陈寅恪因不习惯昆明高原气候,时常生病,又心思与旅居香港的家人团聚,决定于夏天离开联大赴英国讲学。吴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饯别,时值端阳,吴宓赠诗曰:国殇哀郢已千年,内美修能等弃捐。泽畔行吟犹楚地,云中飞祸尽胡天。朱颜明烛依依泪,乱世衰身渺渺缘。辽海传经非左计,蛰居愁与俗周旋。
  在西南联大时,陈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园学舍。每到上课,陈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学校。陈寅恪仍像在清华园一样,每次上课都是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但从不迟到。有同学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老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议前去迎接,并帮助拿书,陈寅恪不允。一位学生回忆说:“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座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坐椅,而做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认真负责,极少旷课,有人听他讲课四年,从未见过他请过假。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
  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季羡林写《回忆陈寅恪先生》写道: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陈寅恪在清华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若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过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偏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
  在清华,陈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干,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干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着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着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着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着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篯去广州劝陈寅恪北上,陈寅恪对他甚是反感,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写道:“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胜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高格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购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
   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籛,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来到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汪籛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但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汪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一开始两人就谈“崩”了,汪负气住到了招待所。据传汪是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这才引起了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了《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我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他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特别强调“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做挡箭牌。据传,当时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1955年,广东文化厅厅长杜国庠向陈寅恪先生表达了全国政协拟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意愿。陈先生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那些个政协委员说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另外,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怕冷,不适应北京的寒冷。请你转告周先生,我还是不担任政协委员。于是杜只好搬出周恩来来说服陈先生。陈先生为其父陈三立在杭州西湖边的墓因扩路而要被迫搬迁,曾去函周总理,希望得到帮助。周总理理解老一辈的道德准则,设身处地为陈先生考虑,让办公室通知杭州方面,不要移动陈三立的墓。后来杭州将路线作了少许改动,使陈先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于是杜国庠就恳切地向陈先生说:“邀请陈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正是周恩来先生。”并且说:“只要先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凡是在冬春寒冷季节开的会,陈先生可以不去开会。当然,愿意去开,也一定会照顾好陈先生的。”话说到这儿,陈先生也就表示同意了。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的“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他想以此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他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急先锋的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运动过后,金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中山大学校长陈序经再三劝说才见了。
  康生曾探访陈寅恪,“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

虚怀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回忆,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西南联大和历史系三次要陈寅恪填表,表的栏目为“教课研究专业范围”。陈寅恪口授王永兴只填了一项内容:中国中古文史之学。对他熟悉的二十多种外语,包括一些已经死亡的语种,他也从不炫耀。在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简单地写着“德语”二字。关于历史,陈寅恪自称:“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
  方豪曾谈到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另一个印象是他(陈寅恪)太谦虚,我那时常以后辈自视,因为听说他研究过梵文和几种中亚古文字,也通拉丁文,一心想向陈先生请教……我便一连串提出许多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疑问,请求解答,陈先生是一问九不知,一再谦称对此实在毫无所知云云。”这正反映出一代宗师严谨的治学态度。

清洁
  陈寅恪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此时鲁迅也在该学院就读。但陈寅恪一生留下的诗文与回忆文章,几乎看不到他与鲁迅的交往经历,倒是在鲁迅的日记中可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等记载。据陈自己晚年透露,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尔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然后“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在北京时,与蔡锷有过往来。后来,陈寅恪受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延聘,担任湖南交涉使署交涉股长一职,当年留日同学林伯渠任总务科长。此段经历,陈寅恪很少向外人说起,偶尔提及,也是出于总结经验教训及教学需要。
  年轻时,陈寅恪在欧洲留学,当时欧洲的留学生很多,傅斯年、罗家伦、金岳霖、宗白华等。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房间。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躺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做一个笑话偶尔说起。当周恩来官至总理时,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鲁迅的交往一样,怕被误认为“谬托知己”。不过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曾经对从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给予保护。

僻冷
  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陈寅恪初到清华,他的大侄子陈封怀(衡恪之子)已26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瓶上的说明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
  在联大就读的学生周法高回忆:“研究生住在三楼两间大房里面,加外两小间,一间住的是陈寅恪先生,一间住的是汤用彤先生。……他(陈寅恪)的脾气也真不小,可能是由于健康不佳的关系吧!我们和他同住在三楼,彼此从不交谈。有一次大概他午睡的时候,有一个客人慕名来看他,他一直打恭作揖把那个人赶下楼去。又有一次,二楼罗常培先生的房里研究生满座,闹哄哄的,那时大概九十点钟吧,听到楼上陈先生用手杖重重地把楼板敲了几下,罗先生吓得赶快偃旗息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陈寅恪礼遇有加,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吴宓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曾有记录:“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爱国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曾送面粉给陈寅恪夫妇。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陈寅恪轶事及其着作》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
  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陈寅恪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寅恪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
  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受傅斯年之托,多次派人劝说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动员陈寅恪赴台湾任教,陈序经始终没有答应。杭立武退而求其次,力劝陈寅恪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但陈始终没有理会。到了国民党全面溃败的紧急关头,急红了眼的杭立武竟拉着“战时内阁”财政部长徐堪匆匆赶到岭南大学,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据说当时杭立武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可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闻听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见陈序经不肯合作,杭立武只好亲自带上财政部长直奔陈宅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陈寅恪仍不为所动。“文革”期间陈寅恪在第七次交代稿中道:“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

 

2013-11-28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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