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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吴宓(二)
民国文人之吴宓(二)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激恋
  
  对于吴宓,陈寅恪看得颇为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从吴宓的日记看,自他早年开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评头品足。他表示过爱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学的华侨女学生陈仰贤,有欧阳采薇,黎宪初,张敬(张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国遇到的美国女学生H,代号为K的清华女生,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彦文。他曾经幻想在他不离婚情况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凤和张金凤的故事,当时就被陈寅恪先生一口否决。
  
  清华大学女毕业生K,频频出现在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吴宓常常和她约会,一起吃饭、游览,鱼雁传书之余,频频电话传情达意,其亲密程度和情谊远远超出师生的范围,俨然一对恋人,吴宓比K年长十几岁,这成为他们结婚的难以逾越的鸿沟。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记中提到的绦珠。绦珠原名朱崇庆,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贫寒。恒喜艳装,着红衣,遂自字曰绦珠。1935年秋,绦珠从吴宓授课。抗战爆发之前,吴宓和这两位女性过从甚密。
  
   然而,影响吴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却是毛彦文,这要先从吴宓与发妻陈心一的婚姻说起。
  
   1918年11月,留学哈佛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吴宓立即回信认可,旋即收拾好行装赶回了国内。
  
   1921年8月,吴宓匆匆赶往杭州,相晤陈心一。此时,影响吴宓一生的女子——毛彦文翩然出场。毛彦文本与陈心一是好友,她当时正要去北京求学,临行前来与闺中密友告别,不想与吴宓不期而遇。除却毛陈二女本是同学这层关系外,毛彦文的未婚夫朱君毅还是吴宓清华读书时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长毛彦文4岁,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二人私订终身。毛彦文9岁时,其父将她许配给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彦文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亲的大轿抬至毛家大门之际,毛彦文从后门勇敢地逃离。方家退婚后,毛彦文与朱君毅正式订婚。吴宓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当时朱君毅每次读完表妹的情书后,都会让吴宓过目。吴宓对毛彦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碍于同学之谊,只能深深隐藏在了心底。
  
  吴宓收到陈烈勋的信时,曾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打探陈心一的情况。毛考察后回信道:“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此次不期而遇,毛彦文的活泼雅趣,大方得体,一副新派淑女风范,让本就对与毛彦文怀有好感的吴宓心中暗生出一丝落寞,懊恼毛彦文名花有主,且是挚友之未婚妻。
  
  吴宓与陈心一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吴宓心中殊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乐融融。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道:是日之游,较昨日之游尤乐。家国身世友朋之事,随意所倾,无所不谈……此日之清福,为十余年来所未数得者矣。13天以后,吴宓和陈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变卦,他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6年、逃婚只为下嫁表哥的毛彦文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转而求助吴宓夫妇。吴宓极力说和无济于事,朱、毛终致解除婚约。
  
  然而吴宓却在朱、毛二人分道扬镳后向毛彦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意。毛彦文断然拒绝。吴宓几乎在每次信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赘述自己从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而渐渐萌生爱意,这令毛彦文大为反感,何况她与吴宓的结发之妻陈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学。
  
  吴宓为毛彦文所拒后,并不甘心。在经历了离婚与不离婚的挣扎和徘徊之后,最终,与结婚7年,并育有三个女儿的陈心一不忍吴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终仳离。吴宓此举遭到“学衡派”同仁一致谴责,吴父更是公开指斥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吴宓自己对这段失败的婚姻曾这样总结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故妻陈心一,忠厚诚朴,人所共誉,然宓于婚前婚后,均不能爱之。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当时诋余离婚,及事后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对于吴宓的离婚,毛彦文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说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
  
  离婚后,吴宓并未真正与夫人分离,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内,每月领到薪水后,亲自回家把生活费交与夫人,然后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挚友吴宓先生轶事》写道:“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钦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彦文也有类似的回忆:“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备加关切,不仅担负她及他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决不是一个薄情者……”
毛彦文由默默不见经传的人物立时成为了“三人间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对吴宓的求爱,仍是不愿就范。吴宓毫不气馁,对毛彦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们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美人芳心。但吴宓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保守与浪漫,新派和旧派居然会对立地存在着。当二人谈婚论嫁时,吴宓却生出了一丝隐忧,既想和毛彦文结婚,又担心婚后会不和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让吴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吴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他拍电报到美国,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放弃学业,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各自分手。有人等说,他动辄向毛彦文发出最后通牒,用语十分恶毒。与此同时,据传说他还写信回国,向一位叫贤的女人示爱,同时又与一位金发女郎打得火热。
  
  毛彦文来了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满腔热情而来的毛彦文大为狼狈,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出发点即是错误?”
  
  吴宓不为所动,冷静地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吴宓在此期间,却对小报上炒得沸沸扬扬的鲁迅、许广平之恋陡生艳羡,他说:“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次巴黎论婚作罢后,吴宓与毛彦文从欧洲归来。毛彦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吴宓迎娶。1933年8月,吴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卢葆华女士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继续讨论是否结婚。友人劝他别老玩爱情游戏,此次南下必须弄个老婆回来。结果吴宓又是两头落空,此时的毛彦文觉得他太花心,说她准备做老姑娘,尽力教书积钱,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天真的吴宓大约觉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旧热衷于自己的多角恋爱。33岁的毛彦文一气之下,嫁给了66岁的熊希龄。毛与熊结婚时曾邀请吴宓参加婚礼,吴宓以编诗话为由谢绝了,赋诗道:“渐能至理窥人天,离合悲欢各有缘。侍女吹笙引凤去,花开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爱的人另嫁对吴宓是个沉重打击,但有“情痴诗僧”之称的吴宓却把浓烈的情感化为诗篇,大写《忏情诗》,一连写了38首。这些忏情诗发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让人议论的是他还把这些诗拿到课堂上讲给学生听,成为学生的笑料。钱钟书在写给吴学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师为人诚悫,胸无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为同学笺释之。众口流传,以为谈助。”但作为老师得意弟子,钱钟书也写了首诗送给失恋的老师:“有尽浮生犹自苦,无情酸泪倩谁偿。”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在震惊之余为自己深爱的毛彦文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吴宓在枕上写诗一首,有“忏情已醒浮生梦”之句。吴宓点小灯,写下这首诗,然后再寝。思感缠绵,一夜无眠,东方破晓。“此空前大劫之国难1937遂于此终,觉地老天荒,一切都尽。彦嫁未满三载,得此结局!人生如小说戏剧,真到结尾收场时矣!”吴宓又开始追求毛彦文,毛彦文面对这个世事无常的重大变故,心如磐石。吴宓与毛彦文的爱情马拉松随着毛彦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终点。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痴情,热烈,执着,绵长,痛苦而绝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续了一生。吴与毛彦文的恋情,他从不回避,甚至在课堂上与学生公开谈论,并写进自己的诗中。吴宓的《诗集》中题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诗,都是为毛彦文而写的。吴宓曾在诗中写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毛彦文是吴宓心中永远的永久的痛,他经常与贺麟、浦江清等人谈他心中的遗憾与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吴宓于昆明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五十自寿》,对毛彦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怜伊多苦悲,孀居成独善。孤舟泛黄流,群魔舞赤县。欢会今无时,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坚诚石莫转。相抱痛哭别,安心归佛殿。即此命亦悭,空有泪如霰。
  
  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是一种柏拉图的爱情。《吴宓日记》1936年8月1日中,吴宓对自己地爱情进行了反省,他说:“盖中国一般人,其视爱皆为肉体之满足及争夺之技术,不知宓则以宗教之情感而言爱。……真正之爱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宠儿,而人类之俊杰也。爱乃极纯洁、仁厚、明智、真诚之行事,故宓不但爱彦(指毛彦文)牺牲一切,终身不能摆脱,且视此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奋斗最力、兴趣最浓之表现。他人视为可耻可笑之错误行为,我则自视为可歌可泣之光荣历史,回思恒有余味,而诗文之出产亦丰。我生若无此一段,则我生更平淡,而更郁郁愁烦,早丧其生矣。今年老情衰,并此而不能再,故益不胜其系恋也。”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1999年,台岛内掀起一股“吴宓热”。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当他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倘使吴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吴宓又迎来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婚恋。
  
   1953年6月,吴宓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20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
  
  邹兰芳出生于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沟到重庆求学并最终完成学业,完全依靠两位供职原国民党川军的哥哥救助。解放后,两位兄长因参与武装叛乱,被共产党镇压,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长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但由于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处境可谓艰难。当她看到了吴宓在《新华日报》上的“思想检讨”文章后,决定立刻抓住吴宓。
  
  于是,她先是热情洋溢地主动写信给吴宓,声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吴宓戴着老花镜,将来信读得滚瓜烂熟,然后书生气十足地回了信。随即,邹兰芳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终于使吴宓迅即迎娶了她。吴宓这时是二级教授,有不菲的工资,再则,他还是高级统战对象,政治待遇远远优于他人。这可能也是邹兰芳嫁她的原因。
  
  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
  
  婚后,吴宓却叫苦不迭。师生恋已令他抬不起头,加之邹兰芳是一个病秧子,终日浸泡于药物中不能解脱。事后吴宓曾对朋友说,这哪是黄昏恋的爱情,实是在为兰芳治病,在养兰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但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他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养育邹兰芳的几个侄儿、侄女。这种接济和养育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宓不能自顾时才中断。邹兰芳其中的一个侄儿,在她去世后,长期以照料吴宓为由,和吴宓住在一起。每天游手好闲,好吃好喝,并没有给吴宓以实际生活上的照顾,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实在看不惯了,冒着有得罪吴宓的可能,劝他辞掉这个食客。“文革”开始后,这个“食客”才自己走掉。
  
  所以,才有当时西南师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说法:这十几年,一个不干正事的二级教授的工资大都让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和几个国民党反动军官的龟儿子花了。
  
  
  毛彦文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兼有几分浪漫气息,他离婚后对于前妻仍倍加关切,不仅负担她及他们女儿的生活费及教育费,传闻有时还去探望陈女士。他绝不是一个薄情者……”
  
  江勇振所说:“吴宓谈恋爱,光说不练是意淫,像吴宓,只在日记、书信里演练他对女性的爱;又练又说,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恋爱;光练不说,像胡适,是真淫。”

 

 三年后,邹兰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

少年
  
  吴宓幼年丧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将3岁的吴宓出为其叔父吴建常(称仲旗公)的继嗣。1987年,仲旗公在陕西乡试中被录为副贡生。少年得志,弯弓骑射,西出阳关,千里走单,欲在边塞建功立业。辛亥前后,仲旗公曾官至陕甘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仲旗公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为吴宓所敬佩。其无时、无地不在野花烂漫处受女人的爱戴,连壮年在沪涉足花柳场中,名妓争相求宠、致情的风流行为,也为吴宓所称道。吴宓惟独对他没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恋爱之技术”传授给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场追逐中多年失误,一错再错而抱怨。
  
  仲旗公远在西北边关求功名,吴宓的实际生活还是由父亲芷敬公及续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怕吴宓受后母虐待,便将小吴宓至于特殊保护之中。1905年冬,吴宓被送往三原县北城,师从泾阳王麟编读书。祖母杨太淑人不待见吴宓的继母,以婆媳矛盾和伴孙儿读书为由,于1906年初移住三原,直到第二年6月病逝。
  
  祖母12年的照料、保护,12年的溺爱,使原本失去母爱的吴宓得到了一个特殊的天地,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份有益的赐予,直到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追忆童年的这段往事,就祖母对自己的影响,仍有以下反刍:“(1)溺爱,纵容过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养成了宓之许多不良的性行、习惯。(2)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紧张,不能纵逸。对人,则太多计较与责难--以上皆类似(杨太淑人)之个性,由不自觉(无意)的摹仿而来者。”

 逸事
  
  吴宓在国外时,因受陈寅恪影响,好购书。据说当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吴宓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买回去,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吴宓归国之时,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未用。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宓搬迁数次,为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忍痛甩卖,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才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吴宓有一组《空轩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诗之比较”课时,分发给学生,据说,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吴宓酷爱《红楼梦》,这种写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钗诗谜”。钱钟书在评论其师吴宓的诗集时,一语道破:吴诗中“太多自己”,简直像作者的履历表,甚至“偶而当众外扬家丑”。
  
   1937年7月7日,吴宓日记中记载,是日为香山慈幼园的第三次回家节,熊希龄、毛彦文夫妇留在青岛未返回北平,吴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熊希龄在青岛患病不能回平参加回家节,而吴宓不认为熊希龄患病是真,武断地认为熊希龄“安居逸乐,惮于跋涉,懒于应酬”,以生病为托词,并认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听从毛彦文的主张。
  
   1937年11月10日,吴宓坐船去青岛,船上人非常拥挤,到处是逃难的人群,船舱中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满目都是拥挤的人群和杂乱的行李,有一个广东的商人携带生螃蟹一篓,不知什么原因,螃蟹从篓子中爬了出来,有一只爬到吴宓的床上,吴宓大吃一惊,忙起身抓螃蟹,经过一通折腾,他终夜无眠。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还作了一首诗:惟有哲学最诡恢:金公眼罩郑公杯,吟诗马二评红袖,占卜冗三用纸枚。该诗是嘲笑哲学系的教授们。因为哲学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经常戴着一副眼罩。郑昕喜欢喝酒。第二句是指他两人说的。诗中第三句是指冯友兰,马二代指其姓。当时,吴宓南行时有一首诗,其中有“相携红袖非春意”之句,冯友兰认为不很得体,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纸枚代替蓍草。
  
  冯友兰认为吴宓的“相携红袖非春意”(“相携红袖非春意”句,吴宓自注曰:“至于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与(绦珠)相约乃同火车系用作‘掩护’。”)之句不得体。当时冯友兰和闻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楼前有一棵腊梅,腊梅正开,站在楼上的栏杆旁边,恰好与腊梅相齐。有一天,闻一多又与冯友兰说起吴宓的那句“红袖”诗,闻一多随口说出一句诗:每饭不忘“红袖”句,冯友兰灵机一动,随口接了一句:凭栏惟见腊梅花。
  
  吴宓终其一生反对白话。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访问毛彦文时,却应毛彦文之请为她主编的《每周妇女》撰写过白话论文一篇,题目为《文学与女性》,署名王志雄。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且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1938年初,由于昆明的校舍紧张,文、法学院设于蒙自县城外旧法国领事馆等地,此处花木繁盛,绿荫浓茂,称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开学。吴宓在蒙自,同南岳临大时一样,仍授《西洋文学史》、《欧洲名着选读》和《西方古代文学》三门课,每周八小时,吴宓有课时,和涂君共住教师宿舍347室。这个宿舍是供教授讲课休息、备课之用。吴宓和联大同事还合租一“红楼”,作为居家之所。“红楼”是吴宓偕汤用彤、容肇祖、贺麟、沈有鼎、钱穆、姚从吾诸位先生租赁的校外以东的一幢西式楼房,吴宓称谓“天南精舍”。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时在校外之东,法国医院旁,有西式二层楼房一所,红顶,黄壁,在一有围墙的菜园中。并多花木,缤纷斑斓,景色甚美。此房俗称红楼,原系法国人造。今归李氏经管并享有。李氏兄弟,为蒙自大族。”入住“天南精舍”的联大教授推举吴宓为社长,浦江清为经理。他们雇请佣人买菜、做饭、挑水、送信。吴宓制定了规章,房租照室分担,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种房,伙食和杂费由全体入住的社员平摊。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时说:“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为总指挥。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门叫唤,不得迟到。及结队避空袭,连续经旬,一切由雨生发号施令,俨如在军遇敌,众莫敢违。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吴宓和众教授刚入住之时,宴请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职员来此客厅茶聚。煎咖啡,办中西糕点待客。吴宓和汤用彤曾宴请房东,十几天后,房东带着孩子送肉和蔬菜,房东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戏,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故吴宓作诗有“闲共儿童笑语哗”之句。

 天南精舍在法国医院旁边,柳州中央航校迁移而来,即设在医院内。当时日军空袭,航空学校成为重要目标。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间的桌子上,充满着《易经》八卦符号的纸片。一天晚上,大家请他试占,得节之九二,翻书一查,竟是“不出门庭凶”五字,于是,众人决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拿出所携之书阅读。当时,钱穆正在撰写《国史大纲》,为了保护书稿,他每天早晨携书稿出去,至下午4时后始归。
  
  吴宓在联大时,交游广泛。军人有关麟征、杜聿明、黄维、宋希濂、张耀明等,还有云南财政金融首脑缪云台,“装饰摩登而别致”的着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吴宓与他们也都有或深或浅的交往。吴宓在昆明时期交往的上层军政人员,关麟征是主要的一个。当时关麟征是抗日将领,和吴宓都是陕西人,有乡谊,交往自然多一点。两人交往多是闲谈,但有时也有求办的事,诸如请关介绍搭乘军车或托运衣物,办通行证,诸如此类的事情。吴宓离开昆明赴成都前,关先后两次赠金共两万元,“宓略辞而后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吴当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吴当了一次枪手,“代关将军作贺中央宪兵十三团龙团长夫人三十寿诗云:‘妙誉英才伉俪坚,天真挥洒对婵娟。箫新剑气冲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随后,吴又代第九集团军兵站分监葛某“撰关麟征将军太翁寿诗云:‘一乡钦德望,廿载侍戎机。教子成名将,摧胡屡合围。天应赐寿考,人共说神威。忠孝心如镜,终难万古霏。’”事实上,吴宓对关麟征在骨子里是瞧不起的,且对他腹诽。他在日记中写道:“关将军纠合昆明画家,强其作画140幅,以遍赠在文山训练中国军官之美国军官140人。且各另画一幅,以赠关将军。(当场发纸)噫嘻,职之不修,军不能战,见讥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欢。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画家献纳,未免贪且暴。将军过矣!”
  
  吴宓为了生活中的小事烦恼,叶公超借了他的钱,却忘了还。《吴宓日记》1938年2月25日说:“公超陪宓至交通银行,以国币三十五元,换得港币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币十元$10H.K.(始终未还)。”
  
   1949年以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又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吴宓,吴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的太多了。”吴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师向吴宓借了五元钱,说明一周归还。一周过去了,却没有来还。吴宓找上门去,向他讨还了欠款。那位教师很不高兴,逢人就说:“吴宓是个小气鬼,借他五元钱还好意思上门来讨。”吴宓向人解释:“我不是为了五元钱,我是在帮他提高道德修养。”
  
  在西南联大时,因为日机经常空袭,给联大师生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不少麻烦,给他们居住增加了不适感。《吴宓日记》有不少记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兹摘录如下,以见一斑:“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扫去窗上之积土,悄然安寝。寓舍仅斋顶震破数方,檐角略损,玻窗震碎。及宓归,飞落之瓦石尘土已扫除净尽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则本舍仅萧蘧小室屋顶洞穿方寸之孔。一铁片落床上。宓室中尘土薄覆,窗纸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这间屋子虽不漏雨,那边F.T.(指联大外文系教授陈福田)和岱孙的房里,已经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面皮名举的房里,湿了一大块地。……你看,我们这窗子是开敞的,对面板壁上轰炸震破的宽缝,用厚纸糊着的,纸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着窗口进来的过堂风,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陈省身先生已经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严密的堵起来,现在风雨一点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2013-11-28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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