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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罗隆基
民国文人之罗隆基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罗隆基
  
   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梁实秋
 苦学
  
  清华自称是“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而口才是“领袖人才”的必备之才,于是每年举办演讲比赛,倡导口才训练。罗隆基为了在演说中夺魁,常常独自跑到旷野之中,大声演说,同时不断注视自己的身影,观察自己的手势是否得当……

五四
  
   1913年,罗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北京清华学校。他擅长演讲,喜欢发表政见,往往立论独特,文笔犀利,显露着反传统精神。罗隆基不但看“异端邪说”的马列主义书籍,还常以“生辉”、“野度”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并且不经学校当局同意,把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全文抄写张贴于学校走廊上,为此而受到学校的警告。罗隆基也得到了“罗疯子”的外号。
  
  罗隆基是“五四三杰”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学校建校八周年纪念日,下午,罗隆基从校外朋友来的电话中得知,城内很多学生在示威游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时、何浩若两人进城去打探情况,回来时正好开晚饭。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报告消息并号召大家说:“同学们,北京各学校的同学都起来救国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急起响应。”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二天,清华学校便与各学校一起行动了。
  
   5月5日下午,罗隆基等人在西单街头演讲,被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领警察追捕。罗隆基在与警察的打斗中,躲到一座桥下,机灵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声援北大时被警察逮捕,关进了一所临时监狱。段祺瑞在一次紧急会议上说:“北京此次闹事的学生中,江西有三只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说的江西三只虎,是指北大的张国焘、段锡朋与清华的罗隆基。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是学生领袖。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一直以“九载清华,三赶校长”为荣。

 逸事
  
  罗隆基出生于江西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一个书香世家。出生这天,产妇床上的蚊帐后面出现一条大蛇,吐着信子,蜷个圆盘在床后不走。几个老年人看后忙恭维着说:“蛇者,龙也。此时龙仔出现,乃吉祥之兆也,此生来日必有将相之份。” 于是罗隆基的小名就叫“龙仔”,安福方言,“龙仔”的读音叫“龙叽”。到了5岁,罗隆基要读书时,需要取个学名,罗父冥思苦想之际,突然灵感一动,这“龙叽”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谐音么,于是“罗龙叽”便改成了“罗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罗很生气地说:“我的文章怎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马上回答:“你父亲是举人算得了什么,我父亲是翰林!”
  
  梁实秋、罗隆基等人偷看胡适日记,胡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惟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我死后若干年才能发表。”
  
   1929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新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罗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华侨资本家,罗隆基以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可是罗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
  
  罗隆基的导师就是着名的费边主义理论家哈罗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罗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过“拉斯基一门徒”,他告诉浦熙修说,人们只要一见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谁写的了,由此可见罗隆基对拉斯基的推崇。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后,去剧场看戏。他刚开始没有注意,后来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他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哪个是罗隆基?于是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戏了。
  
  一次,章诒和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她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当时,罗已经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一副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几日后,罗隆基对她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狂妄
  
  罗隆基曾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
  
   千家驹对罗隆基的评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没有当上部长,一直牢骚满腹。”
  
  罗隆基甚至说过:“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罗隆基是国共两党不遗余力争取的人物。1946年旧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这两人采取了怀柔政策: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的回答壁垒分明:“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而罗隆基则与来人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他放出来的话是:“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为政
  
  一九二八年,罗隆基留洋归来,就在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担任教授,主讲政治学和近代史。他看不惯国民党一党训政,便在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月》杂志上接二连三地撰文大骂国民党。罗隆基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写道:“国民政府蒋主席,洋洋大文,叹息‘人心颓堕,世风浇漓,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沦丧’,这种现象,在‘党员治国’,‘党员先用,非党员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趋而愈下流了……”罗隆基大骂之下,上海吴淞公安局第七区的局长派人来“请”他过去“坐了六个小时”。回来后,他立即在《新月》杂志上将他“被捕六个小时”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公诸于世了,更为此发表了更为强烈的反蒋言论,骂得党国的领袖们一个个灰头土脸。
  
   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四十年代初,张道藩曾暗示罗隆基不要再骂政府、骂领袖、骂国民党,因为国民政府正在考虑请他担任外交部次长的官职,他算是闭了几天嘴巴。后来,祗因外交次长没有做上,他便开嘴大骂。
  
   1933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对报馆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之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提出“严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但报馆和罗隆基不予理睬。蒋介石遂派4名特务到天津暗杀罗隆基。按照规矩,特务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于是从中协调,并致电蒋介石请他对罗谅解。罗隆基以为事情了结,还是照常工作,结果一日路遇枪击,罗和报社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1933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无奈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但同时,蒋介石又很欣赏罗隆基。此时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罗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国民党,而另一方面作为当时的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对他却颇为欣赏。据章诒和回忆:“国民党曾请他当部长,而蒋介石亦听过他的讲座”。
  罗隆基经常骂人,故有人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着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当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张家口,《中央日报》欢呼“天下事大定矣”,张君劢惟恐在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会党将参加为蒋介石加冕总统的伪国民大会。作为该党创始人的罗隆基,立即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了自己与该党分道扬镳的态度,并提请民盟中央开除民主社会党的盟籍……
  
  据说,在罗隆基成为右派之后,香港曾有人邀他办报。周恩来为此约见了他,转告了这个消息,并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回答:“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无畏
  
   在特务密布的闻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会上,他对着话筒吼道:李闻两位先生倒下去,千千万万同胞在他们的血泊中站立起来!
  
  在南京晓庄学校为陶行知先生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他几乎就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说:“‘晓庄’的晓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吗?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满山满谷的论语,而陶先生的论语,正是医治中国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们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论语,把中国变成晓庄,变成天亮的地方!”

 

论断
  
  罗隆基擅长政论。他在清华学校曾写过一“论秦始皇”,一开头便一语惊人:“始皇之功,功在焚书;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书……”世人皆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历史之耻,他却不从众论,独树一帜,以为焚书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罗隆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也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写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
  
  罗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这里面谈到了: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文汇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指责章伯钧与罗隆基为“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有趣的是,章伯钧与罗隆基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跑到章伯钧门前大声责骂,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后共同被批斗的题字里,罗隆基与章伯钧成为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运
  
   1922年春天,浦薛凤曾和罗隆基直言相互较量性格,并预卜前途。罗隆基说:“逖生,你有你的才识,但只是一个书生,不够现实。除非你改变作风,恐你成为一位政治理论家而非政治实行家。”当罗隆基要浦薛凤对他直言批评时,浦含蓄地说:“努生,我只觉得你读‘子’书多于‘经’书,你喜欢‘法’家甚于‘儒家’。盼你将来官运亨通,但慎防宦海风波。”罗隆基的最后结局,终于被他的同学言中了。

情史
  
  罗隆基的发妻张舜琴是英国留学生,是新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张舜琴本分朴素,喜清静,不爱社交,是基督教徒,与罗的性格迥然不同。罗隆基留学美国期间,因为要着博士论文,远赴英伦搜集材料时结识了张小姐。他的岳父张永福是一位同盟会会员,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汕头市长等职。后任汪伪政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他少年失学但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张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张舜琴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潘大逵曾回忆罗隆基和张舜琴:“清华同学对他们的结合颇感惊异,当他们在伦敦时,清华同学何浩若等数人曾到他家拜访,几位清华老同学不禁显露出少年时代那一派吵闹不拘形迹的作风,惹得罗妻大为不满。大家都预料到他们的婚姻一定不能维持长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俩便宣告离异了,后来罗就与王右家结了婚。”
  
  关于罗张夫妇的不睦,罗的学生沈云龙介绍说:“罗先生和他的夫人张舜琴似乎琴瑟并不调和,常常双双请假,过几日便见罗先生面部带着纱布绷带来上课,同学们常背后窃笑,这样经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难维持长久。”罗的朋友李璜,则把罗张夫妇的不睦,单纯地归结为个人原因:“那个时候,老罗正在与他的太太闹离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学法律的,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对老罗的浪漫,大概管束太严,因此小两口常常打架,闹得学生们都知道了,传为笑谈。”

在王右家之前,罗隆基还爱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罗隆基为了接近张幼仪,刻意伪装成张幼仪大哥张君劢的信徒,加入国社党。不料张幼仪早已心如死灰,对他毫不寓目。罗失望之余,怀疑是因为自己有发妻的缘故,遂决心摆脱,却又不甘心付赡养费,于是每天对发妻长舜琴大打出手。张小姐本是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张幼仪仍对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亲与曹禺的母亲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郑秀,也说过“靳以人大气,老实,在女中教书,后被王背弃,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骂女人,发誓决不再娶妻子,曹禺还劝靳以要娶也不要娶这种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陈白露即以王为原型。对于罗隆基和王右家的风流韵事,田本相《曹禺传》里的说法是:“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把王右家当作陈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对于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权威性:“这个女人,长得漂亮极了,跟我的一个朋友很要好。后来这女的上了大学,又到美国去留学,回来之后,跟一个有妻子的报社总编辑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人物,使我想起社会上许多这一类的人,觉得非把她写出来不可。但是真的坐下来写之后,陈白露又不是原来那个女人了,许多情节都不一样”。
  
  关于罗隆基与王右家的结合与离异,浦薛凤在《忆清华辛酉级十位级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华大学举行廿五周年校庆,予正在母校执教,邀请回校之辛酉级同学,有高长庚兄偕其长女、罗努生(罗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参加,是晚予妻佩玉与蔡旭岚(可选)之夫人张镇巽女士,在大礼堂各项游艺节目中,彩排梅龙镇,……此次是予与佩玉初次遇见右家。抗战期间努生与右家失和,势将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飞机上,并未下机,而努生预知其行将到达,认为必定下机可在机场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飞机里面,始终未曾下来,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经过,系梅师母(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女士)亲口面告笔者与(王)化成。盖梅师母受努生之恳求,亲由昆明飞到重庆代向右家劝解,预期电知吾俩,故同到珊瑚坝机场迎接。随即送往嘉陵江对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馆。便事实已到无可挽回地步。嗣后,努生亦到重庆,不时聚餐晤谈”。于是抗战间王右家与罗隆基离婚,抗战后与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结婚,后来去了美国。

 罗隆基则转而与彭德怀的内姊浦熙修恋爱,浦熙修当时四十二岁,和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的袁子英结婚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时。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要员开始远走高飞。但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那时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约了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调解而平息。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
  
  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与罗隆基同居十载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来揭发罗隆基,她的发言稿的题目是《罗隆基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揭发的内容中不乏她和罗的床第之语。罗隆基对此很是伤心,在和章伯钧的谈话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伤感,语气也伤感:“你们可知道,浦熙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语,也当做政治言论,拿到大会上去揭发……”
  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时,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到一个美貌少妇,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紧追不舍,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名声大噪,每个游公园、看电影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罗隆基花生米”。

 

1957年时,史良第一个站出来炮轰章罗。1965年,罗隆基逝世,他的日记和情书都被收走,里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红卫兵拉章诒和去批斗。章去后发现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斗对象。红卫兵们将史良当年写给罗隆基的情书当面宣读,质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史良直起腰说:“我爱他。”
  
  
  罗隆基的女朋友还有刘王立明。罗隆基和史良约会,忘了老相好刘王立明的生日,赶紧跑到她家。看见刘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块衣料,“我走近细看,才发现她在流眼泪,而那块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罗隆基想把她扶起来,但她不肯起来。罗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刘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绺绺细条。
  
  
  对能做罗隆基女友而感到光荣的,只有一个杨薇。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一次聚会,《一片青山了此身——回忆罗隆基》的作者章诒和与杨薇见面时,问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写罗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杨薇这样回答:“不,我很高兴。”夕阳下,春风里,她的优雅从容,让章诒和异常感动,也永远记得。
  
  
  爱上过罗隆基的还有康有为的外孙女罗凤仪。罗凤仪一生未婚,会六国语言,但罗隆基对罗凤仪却并不爱恋。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给章伯钧,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电话弄得章伯钧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前一天是罗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罗隆基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于是赶紧向章伯钧讨计策来了。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这位兄长是位非常着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仪凤听说后,伤心落泪至黄昏。
  
  后来,罗仪凤对章诒和说:“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章诒和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嫌他脏,肮脏。”

评说
  
  对于罗隆基的评价,罗隆基的朋友梁实秋最为中肯,他说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是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当时罗隆基在早年朋友当中已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
  
   罗隆基去世后,章伯钧说罗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丝”。
  
   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
  
  章诒和说罗隆基:“父亲(章伯钧)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罗隆基最早点燃清华园“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钊赞誉为:“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
  
  同为清华校友的潘大逵,对罗隆基尤为推崇:“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罗隆基的朋友们劝他“多做点学问,少骂点国事”,有人批评他祗知“骂党骂国,却不知国家于外患内忧下的艰难”,并告诉他国民党对他“欲骂而优则仕”的行径,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闻一多就曾写信给他,严厉地指责他是封建的“求仕进”孽根未除:“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他对自己这位同窗可谓一言而入骨。
  
  《胡适日记》中也就有了关于罗隆基的一段经典评估:“今晚看晚报,始知罗隆基主持社论的天津《益世报》受党部压迫,封锁邮电,故今日的报不能发行,晚上罗君来谈,说他已辞职了。我们谈了两三个钟头。罗君自以为受国民党的压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对国民党之运动总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划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论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由民盟中央主办、专为缅怀罗隆基的隆重纪念会。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在会上作了讲话:“今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着名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缅怀他对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向今天座谈会的主办者———中国民主同盟致意,并向罗隆基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问候……”他详略得当、也感情相宜地历数了罗隆基的生平。最后说:“纵观罗隆基先生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总的来说,他是爱国的,进步的,为我们民族和国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着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吴宓说罗隆基不大忠厚。
  
  储安平说罗隆基“德不济才”。储安平说:“大约在1937年春天,我那时在伦敦读书,罗隆基担任北京《晨报》社长,他托人要我给北京晨报写欧洲通讯,我在英国读书生活很苦,所以愿意写些稿子,得些稿费来支持自己的读书。当时我给北京晨报写了四五篇通讯,但始终没有收到罗隆基的复信,也没有收到一分稿费,在当时我那样困苦的情况下,罗先生这样做人,是伤害了我的感情的,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提起过。”储安平给罗隆基晨报的稿子,都被发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为罗隆基举行的90诞辰座谈会,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已92岁的高龄,没有稿子,吐字清晰,讲了十多分钟。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

归去
  
  罗隆基死于心脏病突发。据说,白天他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分子”帽子,没有举追悼会。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罗隆基的骨灰先是暂存在火化场,以后,又在十年动乱里被冲得不知去向。

2013-11-28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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