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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之刘文典
民国文人之刘文典
杂谈     阅读传统中文版

刘文典
  
  刘文典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大骂蒋介石,刘文典的狂狷不亚于黄侃,以至于他也有“刘疯子”的绰号,有人评价刘文典是“亦颠亦狂亦君子”。

气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返沪,参加于右任等创办的《民立报》,从事翻译,并采写了大量鼓励革命、倡导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遭查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没有大碍,他于是逃到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贴身秘书。1916年,袁世凯一命呜呼。刘文典迅速回国,却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经济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他悲观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意专心研究学问。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候,刘文典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讲一段“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学生日本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历史背景,叫学生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他自己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的一位学生记载:“……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着书”,逐其迁居。
  刘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积极参加学界的签名活动,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当蒋介石来到安大那天,预料中的彩旗飘扬、口号震天的场面并没有出现——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碰到的也一脸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圣驾到。蒋介石心中很不高兴,可还是强撑着冷冷清清地“视察”完安大。
  第二天,蒋介石马上召开省政府扩大会议,刘文典当然在出席会议之列。开会时间已过,这位校长大人才姗姗而来,还出人意料地穿着长袍马褂。
  蒋介石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拍案大骂:“刘文典,你看看自己像个什么东西?简直一个封建遗老!”刘文典反唇相讥:“蒋介石,你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纯粹一个封建军阀!”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学校发生学生风潮。此时,蒋介石以国民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去见蒋介石时,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文典针锋相对,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一说当时刘文典躬身将脑壳撞向蒋介石,一旁侍卫急忙挡住;还有一说是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国的教育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一个月后,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蒋介石以“即日离皖”为条件,释放了刘文典。关于此事,鲁迅先生曾以“佩韦”为笔名在“左联”通俗刊物《十字街头》发表《知难行难》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在病中特意作对联相赠:“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弥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对他的气节甚为赞赏。
  
  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事后曾撰文,对党国政治的专横做过抨击:“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逸事
  
    刘文典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阅看。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略有认识,知道他是着名学者,特准他借阅,佛堂内也不派僧人专门看守。阅前,老和尚向他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他当即承诺,严守规约。老和尚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看了一会儿,他因路途劳顿,有些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正在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来,他睡着之后,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经也就随之掉落。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这情景,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就打过来。
  此举有如当头棒喝,刘文典顿时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饶,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老和尚见他甘心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扑哧”一声笑了。不打不成交,刘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华大学拜访,他还专门设素斋招待。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1938年下半年,刘文典一家历尽艰辛来到昆明。此行是海陆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转了半个中国,财产和图书资料丧失殆尽,刘文典见到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随后,刘文典入教西南联大。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师传》的书页中,发现空白处满是刘文典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发现有一张是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请教刘文典。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的是为讨生活是一样的,就不必相残了,于是只是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时正值日机轰炸昆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为躲飞机而藏身一处防空洞。空袭警报拉响后,沈从文与刘文典正好挤在小山防空洞的一侧。两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刘文典教授正是七十岁,而沈从文则只有三十岁,是最年轻教授。在日机未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刘文典与沈从文聊天,他对沈从文说:讲庄子,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刘文典不及陈,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从文,我看你的所谓的现代文学,最多值八元大洋,这还是我抬举你。讲中国现代文学,鲁迅可以值六十元。说真话,你沈从文根本不配当大学老师,只是胡适之洋博士抬举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学当上教师。你那些所谓小说,连小学生都比你强,小学生也不会写出你那乡下人男男女女的伤风败俗的故事。对面的沈从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语道:“听,飞机声!”沈从文这么一说,刘文典便不再讲话了,他把头埋在一年轻女教师的怀里,那女教师很端庄,很爱护这位她的导师,索兴用手把怀里的刘老教授护住。而沈从文却不屑一顾,他抬头看着洞顶,这时洞顶掉下来的砂土直往众人头上撒落,刘文典也惊慌地从那女教师怀里伸出头来看着洞顶…… (注:在二三十年代,刘文典在北大的名册上已名列第五,仅在辜鸣铭之后。现在北大红楼内的校史展览室中,还陈列当日教职员工的工资表原件。刘文典那时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长的月薪第一,为三百元大洋。鲁迅不过是六十元的讲师月薪。胡适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挂零。李大钊教授兼图书馆长,在名册上刘第四名,月薪为一百三十元大洋。红色教授陈独秀在名册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毛泽东)在教职员工中工资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后的老校工杨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还多两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润之之后,因为他是个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号 ( 第四级 ) 的名人时说刘文典“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日:‘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来,刘文典用的大概是“国骂”了。张中行先生说刘文典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指的就是这些。
  
   刘文典讲课时,大学者吴宓也前去听讲,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文典也不睁眼,讲到自己会心得意之处就睁开眼向后看,问“雨僧兄以为何如 ? ”吴宓像学生一样站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录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治学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开设《庄子》、《文选》等课程。他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倒也别开生面。在西南联大时,有一学期,刘文典开《文选》课。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时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出上联“孙行者”以觅下联,刘氏也不以为然,许之,结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时传为新闻。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10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于旁征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学生循循诱导。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会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讲《文选》,一年只能讲其中两三篇文章,这其中又必讲《文赋》。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这么表白:“《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狂狷
  
  刘文典用了多年时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他终于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共计十卷,达到了他学术生涯的最高时期。陈寅恪人称“教授之教授”、“大师之大师”,能为此书作序,刘文典顿时身价倍增。此书一出,刘文典在全国学术界获得“庄子专家”的美誉。一贯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可见其自负之情。
  
  在西南联大时,曾有人向刘文典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单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同事代的新派学人多有不满,一次上课时论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当年为何侮辱鲁迅,他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刘文典并不否认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还有他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讲曹丕《典论·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西南联大任教时期,又有学生回忆刘氏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的旱烟袋。他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不理会下课铃响。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上课也有不妙的地方,因为他嗜吸鸦片,有时候上课烟瘾来了无法过瘾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所以发音含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因为他上课引证繁富,一堂课只能讲一句,所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着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坚守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甚至因为抽鸦片后穷困潦倒去给人写墓志铭让一些人士所不齿,也因此被清华大学开除。但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真诚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好在刘先生承认自己吸鸦片,也认识到吸鸦片的危害,因此都劝告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曾有所悔悟地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到了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其实只有一位,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着作丰硕,但他有一点常常为人所诟病,就是写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从不标点,致使读者虽知其书为好书,而难以卒读,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不但一般读者如此品评,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但他很固执己见,有人劝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其实他大约是有意要跟陈寅恪看齐的,他最推重陈寅恪,而陈寅恪写文章,也是用古文,也从不喜欢加标点。
  
  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生活十分困难,因为吸食鸦片,刘文典更加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到云南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而且刘文典的外出,还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于是清华将刘文典解聘。刘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华解聘的事后,自然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先生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对于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闻一多很有看法,这在吴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里就有记载。那天,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而“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可见,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很是不满。 
评价
  
  刘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专着《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学界普为重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足见胡适对于刘文典的学力赞佩有加,所以在后来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啬地把《淮南鸿烈集解》写入其中。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10卷时,他最佩服的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有人评价刘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2013-11-28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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