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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张鸣:史上最凶残的文字狱
张鸣     阅读传统中文版

    文字狱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愉快的一页,但是,因人家言论要治人家罪,而且能治了罪的事,还就是有很多。在欧洲历史上,所谓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政府太弱,有记载的文字狱好像并不多。而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下,倒是出过一个苏格拉底因自家的舌头丢掉性命的案例。在进入所谓文明曙光的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之后的文字狱也特别的多,文人学者,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宗教法庭丢到火堆里去。
 文字狱这个词,本是国人的发明。都说起源很早,有人把周厉王止谤,也算做文字狱,其实有点勉强。如果孔子诛少正卯的事属实,倒是可以算,但据说此事并不确实。从孔夫子平日的言行,还真也不像如此凶残之人。所以,真正的文字狱起点,应该还往后推,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是文字狱的一个最辉煌的开始,皇帝烦了儒生咶噪,干脆都给埋了。
详细论起来,古代中国,因言获罪大抵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皇帝的臣子上书得罪了皇帝,因而被降罪。一种是因为平日的言论,或者在家着书立说,被有关部门觉得有了问题,告到皇帝那里,从而身陷囹圄。
显然,第一种情况相当多,历朝历代都有。赶上不讲理的年月,别说跟皇帝,就是跟上司说话,都有风险。摊上暴君,拍马屁拍不好都可能丢了吃饭的家伙。但是,话说回来,这种事多少是臣子们自找的。责任攸关,食人俸禄,忠人之事,如果是言官,就更是应该的。干什么都有风险,做官的风险,就是这个。当然,很多的人是会规避这种风险的,说模棱话,含糊话,两头堵的话,见风使舵的话。或者做皇家的立仗马,干脆不说话。但是,就是总有一些好事之徒,非讲话不可。不仅要讲,而且讲皇帝不爱听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纯属找死,像海瑞那样,说之前,先把棺材准备好了——这种人,求的是死后的名。所谓文死谏,武死战,自己名垂青史,累及皇帝背着骂名。
反过来,清代以前,今天人们所谓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其实不多。说皇帝专制统治,但真正专制到家的皇帝,能有几个?那时候没有专门的检查机关,文人写了什么,印刷出版与否,皇帝操不过来这个心。真正在乎文人文字的皇帝,出在清朝。这是因为一来他们是少数民族当家,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非镇住汉人士大夫不可。二来汉化程度高,懂行。三来,相对军事实力没金元时代那么强,神经紧张。此前也有过少数民族的统治,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以及后来的金元王朝的女真人和蒙古人。不是汉化程度不够,就是过于强势,不大在乎汉族文人那点小肚鸡肠。元朝文人墨客地位低下到了八娼、九丐之下,靠写小曲编杂剧生活,腹诽都编进了剧本,也没见有过文字狱。金元时代,汉人文臣因文字贾祸,多半是因为拍马拍得过于文雅,异族的皇帝又看不懂,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当然,汉人自己的皇帝,也是有懂行的,如果他们看到了某些大不敬的文字,也是会生气的。但是,但是,一来特别敏感的人不多,不会见到“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就觉得是对清朝不利。见到“维民所止”的四书章句,就怀疑是雍正去头。再说,这样的事,一般得靠专门的御史来检举。但是,那时规矩,御史不大管这种事。真要是管了,一是因为党争,比如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二是由于某些人个性过于强,得罪人太多,言论又过于离经叛道,比如明代的李贽案。即便如此,这种文字狱处理都不严厉,李贽自己在狱中了断了,然后就拉倒了,而苏轼则不过是发到黄州降级使用。这样的事,如果落在清朝,不株连九族都是便宜的。
庄廷鑨明史案,是清朝第一桩文字狱,系顺治年间的事。一个闲得蛋疼的富家子弟,忽发奇想,要立言留名,留下部着作给后世。自己又没这个本事,于是买来人家的稿本(朱国祯明史遗稿),雇人加以删增,变成自己的。结果被一个革职的知县吴之荣告发,遂酿成大案。据说此人原本就是想诈庄家一点钱,好去贿赂上司谋取开复,但庄家就是不买他的账,结果事闹大了。此案轰动江南,全案牵连上千人,七十多人被杀,其中十四人被凌迟处死。庄廷鑨已死,被剖棺戮尸,他的弟弟庄廷钺顶杠,被凌迟处死,整个家族都被株连,男人赴死,女眷发配黑龙江为奴。江南所有被庄家花钱请来作序,校阅者诸多名士,好些人根本就没看过书稿,均被一网打尽。连此书的刻工,发售者,甚至买书的人都一并处死。当年的刻工,很多人连字都不识,人家雇来干活,哪知里面有无犯禁?无端遭此大难,丢了脑袋。地方官上至巡抚,下至学校教官,被杀的杀,流放的流放,最轻也是革职。如此株连,简直是骇人听闻,创了人类历史的奇迹。晚清人许指严言道,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廷,顶天不过焚书劈版,罚款褫夺功名而已,而在清朝,“顾乃戮尸夷族之不足,牵连及于亲朋故旧,杯酒酬酢,竟坐相收。妇孺颠连,尽投荒裔。”其实,此书的所谓关碍之处,无非就是有的地方按照汉人的习惯,依旧把满人当狄夷而已,而且这样的地方并不多,事初发时,庄家在第一时间就删掉了碍眼文字,上呈“洁本”,可见需要删的地方没有多少。
当然,按照满人皇帝的标准,哪怕有一个字触犯禁忌,都是大逆不道,都得按谋反大逆罪来追究。几个关碍的文字,就等于一次起义造反大案。人家就是这样横,你有什么办法?于是,江南的士人,就因为一本小小的明史,遭人排头砍去,这么多人头落了地。更恶劣的是,那个打小报告的吴之荣,不仅得到了庄家的全部财产,而且官复原职,此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四品大员,都察院的高官。开了一个鼓励告诘,即背后告密的头,从此士大夫人人自危,道德大坏。
的确,像某些清史专家讲的,清朝的皇帝,跟最近的明朝比,的确没有所谓的昏君,个个都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是,这种雄心的背后,却是严苛的文化钳制,思想控制,为了实现这一点,不惜反应过度,神经过敏,用前所未有的残忍手段,大肆杀戮来震慑士人。甚至,清代的皇帝,连臣子提意见都不赞许,武死战可以,文死谏则不行。谁敢提批评意见,重则杀头,轻则发配。皇帝错了,也只能是由皇帝自己意识到,自己改,改不过来,天下是他们的,干士大夫鸟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多少代都值得赞许,到了这儿则违规了。
所以,到了清末,残忍没有道理的文字狱,令士大夫万马齐喑久矣。这个国家的知识界,少数精英钻进故纸堆做考据,多数则迷陷八股制艺,丧失了对西方介入的反应能力。因此,在西方的冲击面前,连皇帝带士子,一并交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

2011-06-01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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