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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有新思维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有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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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有56个民族,形象比喻为56朵花。在世纪之交的今天,由56朵花组成的中华民族这个“百花园”,的确呈现出满园春色的景象。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华民族“百花园”更会繁花似锦,各民族将继续沿着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目标胜利前进。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民族地区多数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如何卓有成效地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问题呢,笔者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有新的思维,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剖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理论概括,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理论导向作用。
  为此,提出一些粗浅的见解,作为“引玉之砖”。
      (一)发展生产力要敢于“一步登天”
  解放生产力,发展发展力,是首要的、根本性的历史性任务,同时又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内容。民族地区在谋求发展生产力上一般说有两种选择:一是按步就班,循序渐进。其理由是,民族地区经济落后有诸多历史原因,改变面貌远非一日之功,“欲速则不达”。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稳重有余、进取不足的思想,如果以此决策,必定陷入爬行战略。采取这种战略就永远不可能与先进地区缩小差距,永远无法赶上先进地区,永远改变不了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地位。笔者所主张的是第二种选择,就是走以循序渐进与跳跃式相结合的道路,那就是不排除秩序渐进,但应着重在发展生产力上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敢于“一步登天”。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是基于以下几点:第一,依靠科学技术含量的增加,谋求高效的经济效益,不但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而且成了决定小至一个企业、大至一个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都充分反映了这种动因。因此,民族地区除了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外,是别无其他最佳选择的。第二,在我国已有无数在这条道路上成功的先例,地处沿海的大邱庄、华西大队姑且不说,地处中部河南、山西等省区那些典型也不必引以为证,仅就西部地区来说,比如,新疆、甘肃、宁夏、云南、四川、贵州又何尝没有一批类似的典型呢?民族地区一般都具有“资源丰富”的特有优势,都是不同种类的“宝地”,只要坚持走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的道路,经济上翻身的日子定会到来。第三,中央财政支付已经向西部倾斜,加大了对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扶持的力度,先富地区开始带动和帮助后富地区,港、澳、台地区和国外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把投资目标瞄向西部地区,加之民族地区本身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已今非昔比,凡此种种,都给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新机遇。现在,关键问题是事在人为,民族地区只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于抓住种种机遇,决策得当,出现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新局面应当说是客观之必然。
      (二)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科学的论断,是客观真理,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并不能因此否定人是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道理很简单,因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包括一些尖端新技术,都是人的科研成果;所有科学技术的应用也都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人的素质要与之相适应。在从事传统农业生产中,只要具备一定的体力,并能熟练操作犁头、耙子和掌握田间管理那套老技术,就是一个劳动能手。在转向现代农业的时候,这些能手如果不经过一定的技术培训,掌握必要的有关技术,显然是不能适应的。生产力水平通过采用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人这一生产力要素也必须同时提高科学、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人至少应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决策者,既包括各级党政领导,也包括各种经济实体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委、政府对所辖范围所作的战略性客观调控,对整个经济的运作仍然起着重大作用。党政领导如果缺乏运用市场导向、科技导向的知识和相应的管理能力,就会直接妨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生产力的尽快更新换代。至于一个企业的领导成员,他们的决策也直接关系到经营的成败,其素质能否胜任十分重要。所以,第一层次的人——决策者们,是提高素质的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第二层次是中介人员,主要包括技术传授人员和专业技术岗位上的管理人员。这个层次是科学技术队伍的骨干,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传播和应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这种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由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所决定的。因此,他们能否具有相应的素质也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个层次是实际操作者,这个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能够操作高新技术的稀有人才,更包括大量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劳动者。从全国的情况讲,提出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是完全正确的。具体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及其他原因,人的整体素质更有待于加速提高,以解决科学文化相对落后的问题,这已是燃眉之急的重要任务。
      (三)生产关系必须实现“第二个飞跃”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条客观规律是永远不能违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后,通过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使生产关系比较能够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就改变了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工业、商业领域里也逐步深化改革,改变着“吃大锅饭”的旧体制。到目前,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有些农村在双层经营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现了“第二个飞跃”,就是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不变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股份合作制,使生产关系适应了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产业化的要求。客观存在的实践充分证实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这一客观规律的科学性和它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固有的特性。因此,我们在研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就不能离开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及相关的配套改革去寻求出路。
  民族地区必须进一步深化生产关系的改革,主要理由有三点:第一,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因摆脱了人民公社体制的压抑而显示出了强大的活力,但它的能量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革命的动力和进行大规模土地建设的能力,一般说就只能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徘徊,在一定程度上说仍然是一种没有根本改变的自然经济经营模式。特别是在民族地区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一般都发展的比较缓慢,对农业的反馈能力都比较薄弱,严重滞后的地方,甚至集体经营部分成为空白,所以民族地区的经济就难以快速发展。第二,不改变以手工操作为主和采取旧的耕作技术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就直接妨碍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的集约经营,也就难以走上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中国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现代化,民族地区自然也不例外。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虽然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但也不是遥遥无期的,尽管这个过程涉及国家政策、资金问题等因素,关键还在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创造出生产力发展的种种有利条件。比如,我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具有集中资金使用于特需项目的优势。一些先行者能在今天就成为小康村,决不是单纯依靠分散的个体经济经营模式,而是充分发挥了集体和个体双层经营机制的优越性,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发展了新型的股份合作制,依靠群体的智慧和合力向现代化的目标迈出了新的一步。这类小康村在华北和东北平原,在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在中部一些省份,都已随处可见,甚至连西北、西南地区也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而在民族地区相对来说则少得多,这与民族地区在深化改革上步伐缓慢、经济体制优化程度低不无关系。第三,要从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一既定目标着眼,敢于进行突破个体经营、传统农业模式的改革。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毫无例外,要坚持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所有制形式,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不要以为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多了一些,就会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会影响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如果认为仅仅依靠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会加速农村经济的增长,就能实现农村的现代化,那也是一种认识上的极大误区。因为仅仅依靠个体和私营经济是不能完成实现农村现代化必经的发展过程——农业产业化这一重要的发展阶段的。从现有的普遍经验看,必须实现继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的“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新型的、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制。这种合作制与过去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有着重大区别:一是建立在土地两权分离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农民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仍拥有自主经营权;二是农民加入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切身利益自愿作出的选择;三是如果农民认为必要还可以自由退出。总之。通过“第二个飞跃”就能够克服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局限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发出新的活力。
      (四)通过实行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引向市场经济轨道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我国物质和文化各个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条件。我国的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环境封闭、心理保守加之人的总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从而导致了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不足和行为上的动作迟缓。尽管这个问题正在不断地改变着,但与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从占人口比重最大的部分来说,就是通过推动农村实现农业产业化,把农民全面引导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这条道路具有如此作用?因为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条件的,是以某种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为龙头打入市场,并以规模或大或小的具有一定数量的农户作为提供原料乃至加工产品的基地,在市场上去经受优胜劣汰的考验。这种新的龙型产业链,把农、工、商连结在一起,把原料、产品加工和销售连结在一起,风险分担,利益均沾,并通过契约关系和法律保证形成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生产关系。它不但冲破了个体经营小农经济的约束,而且已开始走进规模经济和集约化经营的门槛。这种变革,既不会触动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现有土地两权分离的所有制关系,又完全基于农民的自愿选择,同时又克服了他们经济发展中的资金、技术、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困难,一般又都会迅速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可以认定,这种在全国已经获得广泛成功的经验,在民族地区普遍推行是可行的,也是稳妥的。
      (五)要以市场导向和科技导向制订发挥特有优势的发展战略
  说到发展战略,在我国各地区各行业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而且也都知道它的重要性。但是,从地区战略来说,真正能够制订得既符合本地区的客观实际又符合客观规律的确不容易,所以也不多见。笔者认为作为地区发展战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市场导向作为首要的前提和条件,然后再根据自身特有优势去寻求能够快速发展的途径。因为拥有资源优势并不等于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能否转化则决定于市场的需求。要想发挥本地区特有的优势,还要把科技导向放在不能稍有忽视的地位。民族地区要快速发展,在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除了强化市场竞争意识外,更要树立科技兴区观念,强化科技导向意识。说到科技兴区自然也就同发展教育事业联系起来,因为对科学技术的掌握和应用,都是人的素质提高的标志,而解决人的素质提高的根本途径还是发展教育事业,普及基础知识的教育、专科教育、成人教育、职业培训的短期教育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无论是在一般地区还是在民族地区,提出科教兴区、兴县、兴乡都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没有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往往会因缺乏必需的人才和人的整体素质低而不能把理想战略付诸实施。
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1~24A849民族研究石争19991999作者:石争,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邮编:550002 作者: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1~24A849民族研究石争19991999
2013-09-10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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