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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重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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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互相衔接的两个阶段。前者是低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后者是高层次的社会改革运动,但二者紧密关联,不能割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 
  19世纪60年代初,清王朝既遭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又面临着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农民起义的冲击,危机十分严重。洋务派为了“平内寇”,“御外侮”,拯救危机,打起“自强求富”的旗号,兴办洋务,倡导改革。政治上他们与人民大众为敌,充当清王朝的帮凶,是反动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洋务运动又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
  洋务运动是在“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的思想指导下,从举办军事工业开始的。随后扩大到各个领域,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兴办工矿企业,发展航运铁路交通,主办电报邮政,设立学校,遣派留学生,编译西书,传播科技知识,开展中外通商贸易,互派外交使节,等等。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了。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外交流的扩大,加上西学的传播,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迎合世界潮流,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容闳所言:“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矣”。[(2)]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企业,第一个轮船公司,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条铁路,第一个邮局电报局,第一批新式学校,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代产业工人、民族资本家。
  洋务运动是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第一步,为戊戌维新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社会力量,也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在洋务运动不断扩展深化的过程中,洋务派提出了一系列变革主张,在激烈的论争中开拓前进,表现了对顽固守旧势力的鄙视与厌恶及对开创新事业的胆识和气魄。
  “变”或“变计”,是洋务派最初提出的命题。就是说,时势变了,“祖宗成法”不能不变。李鸿章指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临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识时务者当知变计耳”。[(3)]他一再声称:“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4)]与此同时,奕诉、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曾纪泽等人都强调“变局论”,为“变计”奔走呼号。
  洋务派倡导“变法”,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学习西方,求富求强。曾国藩主张“师夷智”,制洋器。左宗棠主张“夺西方列强之所恃”,不使列强“挟其所长以傲我”,但学西方“以艺事为重,以义理为轻”。[(5)]李鸿章主张“求洋法,习洋器,为自主张本。”丁日昌等人明确指出:“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学习西方,是鸦片战争时期林、魏等人提出来的,但真正的实践是从洋务派开始的。
  其次,排除陈腐观念,推行近代外交。进入近代以后,传统的“攘夷之道”转化为中外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外交。为此,洋务派进行了实践,但不是成功的实践者。在中外交涉中,由于妥协退让,以致丧权辱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但其也有抗争的一面。同时排除顽固派的“夷夏之防”、“攘夷之道”等陈腐观念,为推动近代外交作出了重大努力。郭嵩焘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顶住嘲弄侮骂,“拼却名声”,担任第一个驻外使节。为此,李鸿章称他为当世“英豪”。洋务与外交紧密结合在一起,是洋务派的重要活动,也是洋务运动的显着特色。
  第三,兴办学堂,改革科举。李鸿章指出,“变法与用人”不可分,认为洋务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于是提出“专设一科取士”,[(6)]以培养中西贯通的“制器之人”,并主张“变科目”,另设“洋务特科”,以求“经济匡世之才”。郭嵩焘倡议设立外语学校,丁日昌提出废除八股考试。
  第四,倡导“商战”,“以工商立国。”曾国藩首先认识到“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左宗棠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尤其主张企业改“官办”为“商办”。随后洋务论者又提出“以商敌商”,“以商制商”的主张,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刘铭传、张之洞呼吁“讲求商政”,强调“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7)]盛宣怀明确说:“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后来维新派提出相同的主张,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鼓吹。
  最后,改革官制,倡设议院。进入80年代,李鸿章提出中国要“治”,就必须“变法度”,而“变法度先易官制”。[(8)]郭嵩焘明确说:“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9)]他主张效法西方的政治制度,认为“议政院”是西方的“立国之本”,“实多可以取法”。[(10)]朱采、张汝洵也有类似议论,还请“速筹布置”,强调设议院“为自强之关键”[(11)]张树声临终还口授遗折,陈请“设议院”。指出“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希望朝廷“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变通图治。[(12)]可见洋务派很早就提出改官制,设议院,开了维新运动政治改革的先导。
  洋务运动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教育及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相应地提出各方面的“变法”主张,推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几乎同时发生,是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可以说,洋务运动迎合并卷入世界潮流,是一次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对于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派进行了理论阐述,提出了更明确的主张。
    二
  早期维新派,也就是洋务派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既系统地总结了洋务运动,明确地提出“变法”的理论,更激进地提出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
  冯桂芬于1861年就撰成《校bīn@①庐抗议》,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包括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官制,淘汰冗员,改革科举,取士用人,发展军工、民用企业,改革关税、币制等方面。指出学外国必须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将发展经济与改革政治结合起来。特别是“改科举议”,成为科举改革的嚆矢。
  王韬大谈洋务,高唱“变法”。在《tāo@②园文录外编》,设有《变法》上、中、下三篇,《变法自强》上、中、下三篇,共六篇专论“变法”。指出中国要“转祸为福,变弱为强”,“在一变而已矣”,“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在《重民》篇里,提出政治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最为理想,可以“固国本,致富强”,经济上“以商为战”。[(13)]同时倡导科举改革,指出不废时文(八股),“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jǐ@③”。[(14)]
  薛福成所作的《筹洋刍议》,从14个方面阐发了“洋务”与“变法”。其《变法》篇明确指出:“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15)]认为议会制度是西方第一大善政,“君民共主”,最为适中。又倡导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并设计了“商政”21条。
  汤震在《危言》一书里,提出“设议院”的方案,阐明“变法”的主张。指出:法之“递变”,法之“当变”,势之必然,并吁请朝廷“善变法”,“善用法”。[(16)]
  郑观应早期的《易言》,即提出“仿泰西之良法”,以期长治久安,[(17)]并阐述了西方议院在“通上下情”方面的作用。后来的《盛世危言》专设《议院》篇,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18)]并主张赋予议院以治国之权,“揽庶政之纲领”。又高度赞赏“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重,实为立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之高贵机关”。[(19)]
  陈虬撰成《治平通议》,大谈“变法”,包括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变官制等。最根本的是设议院,认为是“泰西富强之道”,进而提出州县一律设议院,地方兴革事宜由议院“议行”的主张。[(20)]
  陈炽所撰的《庸书》,也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是议会制度,主张中国实行立宪政体,推行议院逐级选举,以此“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21)]
  何启在香港发表不少政论,后编为《新政新诠》。该书从七个方面倡导改革,推行新政。首要的是“行选举以同好恶,开议院以布公平”。[(22)]议院民选,以监督行政长官。并提出改革官制,废除捐纳,裁撤冗员,兴办学校,改革教育,广开言路,兴修铁路,发展商务等改革措施。
  洋务运动时期,已逐步形成了一股维新变法思潮。而早期维新派则架起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的桥梁,并成为后者的先驱。
    三
  洋务运动是社会改革运动,戊戌维新把这场运动推向更高层次,推向政治领域。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从政治舞台上悄然退出。维新派顺应时势发展的要求步入前台,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成为时代的主角。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活动家和思想家们,在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的思想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的目标和更响亮的口号,并展开广泛深入地组织、宣传活动。他们的活动方式没有停留在实业活动、着书立说、私下议论阶段,而是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包括兴办学堂,聚徒讲学;成立学会,联络维新志士;发行报刊,制造舆论;编译西书,介绍西学西政;上书言事,推行皇权变法;着书立说,提出维新变法纲领。维新派的活动轰动了朝野,引起了世人注目。
  维新派的理论宣传,既有显明的政治色彩,也表现了显明的时代色彩,呼吁抵抗列强侵略,拯救民族危亡;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抨击旧文化,旧道德,倡导新学新思想;要求废除科举,兴学培养新型人才;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富强。维新派的活动和舆论宣传造成了强大声势,也提出了明确的维新变法纲领。与洋务运动相比,戊戌维新才是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改革变法运动。
  首先,“变”与“变法”。康有为在他的政论里反复论述了“变”与“变法”,“故至变者莫如天,故至变者莫如地”,“世道既变,治道斯移”,“故无百年不变之法”。进而指出:“变则通,通则久”,当今之世只有“变法”,“更新大政”,才能“光宗庙之威灵,图社稷之久安”。[(23)]梁启超大声呼吁“变法”,“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法何而必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是故“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24)]严复急切要求“变法”,“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25)]谭嗣同以“冲决罗网”之精神,大声呼吁“变法”。“法”怎样“变”?维新派回答说:“方今不变则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也”。[(26)]这比起洋务派、早期维新派更加激进,“变法”的内涵也大不相同。
  其次,社会进化论。维新派宣传社会进化论,目的在于阐明变法改革为当今必然之势。康有为从《新学伪经考》到《大同书》,阐述了他的进化史观。前者根据公羊三世说,阐明社会将沿着“据乱世”(君主专制),“升平世”(君主立宪)到“太平世”(民主共和)三个阶段进化发展,并指出当今之世即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后者把西方的理论学说附会于儒家学说,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认定人类社会必将进入“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严复则通过介绍赫胥黎等人的着作,阐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认为进化论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奋起求存,势必被“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所淘汰,亡国灭种。社会进化论是维新派倡导变法改革的理论根据,洋务派则未曾提出过。
  第三,托古改制。康有为所着《孔子改制考》,假托孔子的权威,以推行变法改革。这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康有为传统意识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了减少来自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打起“托古改制”的旗帜,把民权、议院、选举、民主都附会于孔子身上,“为孔子所创制”,其目的如梁启超所说:“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之意味也”。[(27)]为了推行变法,康有为又借助君主的权威,打起“君权变法”的旗号,一再上书,以推动光绪帝主持变法。“托古改制”与“君权变法”,是维新派的独创,也是他们的旗帜和武器。
  第四,中西会通。康、梁、谭等维新派领袖长期受过封建儒学的熏陶,又接受了西学,于是在构造他们的思想体系时,采取中西文化兼收并蓄的立场。并在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冲突中寻求中西会通的途径,寻求中西文化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发挥、创造。如把儒学中的仁爱与西学中的博爱,儒学中的“天下大公”,小康大同与西学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儒学中的民本思想与西学中的民权主义,公羊三世说中的“升平世”与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中国的变法改革与日俄等国的变政维新等结合起来大胆探索,从各方面会通中西,以形成维新派的变法理论。比起洋务派,是个重大的发展和提高。
  第五,合群立会。为了推行变法,维新派特别强调“合群”。他们大胆地突破儒家所谓“无党无偏”,“君子不党”的思想樊篱,创办学堂,成立学会。康有为认为,“群人共学,学则智,群则强”,要变法维新,就要“合众人之才力”,“合众人之心思”。[(28)]梁启超、严复都强调“合群”,“立会”的重要性。经过维新派的宣传、组织活动,群体意识日趋浓厚,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这是洋务派不敢、也未能倡导的。
  最后,政治改革。维新派宣传政治改革,其核心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康有为赞美西方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说,认为“今此法权归于众,所谓平等之意,用人之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29)]他从《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增设训议之官”,到《上清帝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民权政治思想日趋明朗。到《上清帝第五书》以后,便系统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谭嗣同更勇敢,更大胆,猛烈抨击封建的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将君主譬作“独夫民贼”,“三纲五常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君主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30)]于是他呼号“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主张“废君统,昌民主”。梁启超鼓吹民权论不遗余力,“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他把24朝君主斥之为“民贼”,指出中国致弱之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他断言“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31)]严复介绍和宣传西方的民权思想,是维新派中的佼佼者。指出:“故言自由,则不可不明平等,平等而后有自主之权。合自主之权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32)]他赞美议会制度,倡导“设议院”,以集众人之智力,兴邦治国。维新派激烈的政治主张,是洋务派不敢想象的,且是他们坚决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早期维新派也不敢倡导。
  到“百日维新”期间,维新派为了争取光绪帝主持变法,争取帝党、洋务派参与变法,减少来自顽固派、后党的阻力而改变激进的政治改革主张。但这不会也不能否定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功绩和进步意义。
    四
  任何一种社会改革都是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一个阶梯上升到另一个阶梯,前一个运动为后一个运动创造前提条件,后一个运动在此基础上接续前进。虽然有曲折反复,错杂不齐,但总有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维新运动对于洋务运动,就是这样一种关系。洋务运动孕育了维新运动,并为之开辟了前进道路,奠定了物质的、思想的基础。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汲取、扬弃和超越,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的改革。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关系。
  关于变与变法。洋务派与维新派都鼓吹“变”,“祖宗成法”必须“变”。怎样“变”?洋务派只主张小变,渐变,部分变,修补破屋,不使倾倒;维新派则要“大变,全变,骤变”,另起炉灶,重建大厦。“变”什么?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变器不变道”,对于西学西政,“遗其体而求用”;维新派则主张“变器”又“变体”、“变道”,要全面效法西学西政,改变传统制度。目的何在?洋务派为了“自强”,“靖内寇”,“御外侮”;维新派为了“参政”,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立宪制国家。
  关于学习西方。都主张学西方,采西法,目的也基本一致,求富求强,抵制外国侵略,振兴国家。洋务派的口号是“西学为用”,学的是“器艺”,在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力师西法”,政治上躲躲闪闪,拒绝“采西法”。维新派主张从器物、制度到观念广泛吸取西方文明,尤其要在政治上“力师西法”,进行改革。
  关于议院与民权。洋务派最早提出“议院”问题,亦有仿效西方国家“设议院”的主张,但都避开“民权”问题,反对“兴民权”。这种议院只是官绅的“议院”,非国民的“议院”,并且议不立宪,议而无权,也就只是咨询机关,备顾问,通下情。维新派则把“设议院”与“兴民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倡“人权平等”,“权归于众”,并要求“开国会”,操国家之大权,“立宪法”,秉国家之大纲。因此,维新派的“议院”与洋务派的“议院”,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
  关于批判传统文化。无论是维新派还是洋务派,都与顽固守旧势力展开过激烈论争,都对传统文化发起过冲击。但洋务派不敢从正面批判和否定它,坚持“中学为体”,“道不能变”。而维新派的勇士却敢于向传统的文化道德挑战,展开尖锐的批判,并提出用“西学”改造“中学”的主张。比起洋务派要深刻得多,影响大得多,从而形成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4)(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页1;页9—10;页10。
  (2)容闳《西学东渐记》,页91。
  (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筹议海防折,页11—12,朋僚函稿,卷11,复王补帆中丞,页27;朋僚函稿,卷19,复王秋山长,页43。
  (5)(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页42;页19;页324。
  (8)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牍》,第七册,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莼斋。
  (9)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1,伦敦致李相国,条议海防事宜。
  (10)《郭嵩焘奏稿》,页348。
  (11)崔国因《@④实子存稿》,页22—23。
  (12)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八),遗折。
  (13)王韬《tāo@②园文录外稿编》,答强弱论;变法中;重民。
  (14)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页22—23。
  (15)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16)汤震《危言》,议院,变法。
  (17)(18)《郑观应集》,(上)页103;页240。
  (19)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自序,卷3,页29;危言,商务。
  (20)陈虬《治平通议》,上车抚张宫保书;经世博议·开议院。
  (21)陈炽《庸书》,议院。
  (22)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新政论议。
  (23)《康有为政论集》,变则通通则久论;孔子改制考序;同前;应诏统筹全局折;孔子改制考。
  (24)(2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变法通议》,页11,页18;《救亡决论》,页60。
  (26)故宫藏本《杰士上书汇录》,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27)《戊戌变法》,(一)清代学术概论,页437。
  (28)《戊戌变法》,(四)《上海强学会后序》;《强学会叙》。
  (29)《康有为全集》,第一集,页29。
  (30)《谭嗣同全集》,仁学,卷上,页15,页55。
  (3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页106—110,页128;页106—110。
  (32)转引自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维新论集》,页397。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郭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分加阝
  @②原字弓加山下加又
  @③原字畿改下部为戌
  @④原字台下加木
  
  
  
学术研究广州081-085K3中国近代史徐松荣19951995 作者:学术研究广州081-085K3中国近代史徐松荣19951995
2013-09-10 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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