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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乱世逸民——记“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上)
章立凡     阅读传统中文版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没让我搞明白谁是敌人;但总算是领悟到一点,在那个年月能与你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一定可以成为真朋友。不过这种朋友,当时在中年以下的人中不可多得。因为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一种背叛的教育,如果算得上文化和教育的话。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点文字,作为对康氏母女的纪念,但苦痛之深难言述,几番握管未成文。
自章诒和女士发表《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象》,谈及在康老府上与我父子的往还后,不断有朋友向我询问当时情况。现从撰写中的先父章乃器先生晚年生活回忆中,提出相关文字加以增补,结缀成文以作纪念。

  因为年龄上的差异,我与康氏母女的往来比小愚姐(章诒和)要晚上几年,见闻也有所不同。又因性别上的原因,我不具备她那种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情感。本文只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中,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对于前辈们的记忆。这篇续貂之作,如能使读者更立体地观察近代中国知识女性先驱的高贵品德,我将十分欣慰。


故人零落


 1966年被“革命小将”扫地出门以后,我成了父亲与老朋友们联络的“信使”,这任务是从1967春天年开始的,先后拜谒了康同璧、陈铭德、邓季惺、仇鳌、章士钊、章伯钧等一批前辈。父亲每次都写上一封极简单的信,大意是说自己已搬家,现派小儿趋前聆教云云。

 先去看望的,是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先生。康老在“反右”后敢于主动与父亲及章伯钧、
罗隆基“大右派”来往,是我早就知道并十分钦佩的。她住在东四十条豁口的北新仓,还有一个老地名叫何家口二号,据说最老的地名是罗家大院。康老的夫君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着名学府。这所大宅,曾是京师名流会聚之地,宅名因之成为地名。不过老宅此刻已风光不再,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像一位地下工作者,先在朴素的棕色小门前环顾四周。那时城根一带皆是僻静之地,见四下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按动门铃,开门的是其家人老郭。1949年以后北京的大宅已多用保姆,有男仆的家庭,必是世家。走进花木扶疏的庭院,沿着石板铺陈的曲径,进入金银花藤拱绕的大门左转,便是康老和她的女儿罗仪凤的住所。

罗仪凤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我们都担心死了!有人传说章先生被赶回青田老家去了,也有说是不在了,我母亲总是挂念章先生……”她马上跑进内室用广东话向老人禀报,不多时康老从室内走出,慈祥地望着我,脸上露出笑容:“令尊大难不死,真乃万幸!以他的刚烈之性,我一直担心他度不过这一劫!”

从康老和罗仪凤那里,我知道了许多父亲老友的境况。

余心清在他家的后院上吊自杀,章伯钧、陈铭德等皆被抄家批斗,所幸人没有死。黄琪翔也被抄家,夫人郭秀仪被打伤,手落下残疾。龙云在北京和昆明的家都被抄了,当时龙太太不在北京,她家的一位老公务员指着一些东西对红卫兵说是公家的,才算是给龙家保全了一部分财物。

叶恭绰曾是北洋旧交通系魁首,后又追随孙中山先生。他曾是着名的“毛公鼎”的收藏者,且擅长书画,是我家在灯草胡同时的近邻。记得家中有一把画有竹子的折扇,就是他送给父亲的。他原是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国画院院长,1957年被划了“右派”。此时是半盲之八旬老人,老妻腿已残废,听到抄家的风声,老先生孤立无助,急中生智,将毛泽东当年给他的亲笔信装入镜框,高悬于客厅,红卫兵闯入后,见到“最高指示”,唯唯而退,两老算是幸免于难。

此外像章士钊(行严)、
马连良都有阿芙蓉膏的老嗜好,过去一直是靠“特供”维持。行严先生家被北大的红卫兵抄了一次(他当时的女婿洪钧彦在北大任教),烟枪被抄走了,行老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送回了,家也被保护起来。可马连良就没有这么幸运,抄家后不久就去世了,原因是入黑籍已久,断了嗜好就等于断了生路。不过罗仪凤又说,马宅的大门是“白虎门”(进门后右行),风水不好。

黄绍纮小雅宝胡同的住宅被抄,本人也打得奄奄一息,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了,他让身边的一位老公务员到政协,请求预支一点薪水,这时政协已被造反派夺权,把老公务员训斥了一顿后辞退,薪水当然也没有领到。老公务员回家向黄诉说经过,黄绍纮没有再说什么,上楼后用剃刀割颈身亡。反右时他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都被抢救过来,这一次终于成功。说起老舍自杀的原因,罗仪凤的叙述与现在通常的说法有所不同。她还强调黄绍纮因为没有家庭温暖,走上了绝路;而章伯钧有夫人李健生相濡以沫,才能挺过来。

至于康家自己,罗仪凤只轻描谈写地说也被抄过,冰箱被搬走了,没有提及年近九旬的康老,被红卫兵以墨涂面批斗的事,也许是为了仅存的一点自尊。

后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我有两位黄姓朋友都是军人,一个黄琪翔,一个黄绍纮。军人生杀太多,冤冤相报,难免死于非命。但黄琪翔斯文儒雅,黄绍纮面有横肉,结果一生一死,人之面相大有讲究。

罗仪凤还谈及
张伯驹、张效彬、关祖章等人的情况,这几位与父亲是文物收藏上的朋友,平生心血所聚,都被整卡车地抄走。大收藏家伯驹先生的故事,无须我在此赘述了。记得曾听父亲谈起,效彬老先生精于碑帖考据,收藏内府书画颇丰,还在自己家里办了一所“志仁私立博物馆”。但他自奉甚俭,冬天连煤火都舍不得生。

早年读李清照《金石录序》,便知做收藏家是极苦之事,岂是当今附庸风雅的暴发户所能想象。战争、动乱、盗贼,都可能毁了你的收藏。《庄子·胠箧篇》说“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若碰上执政者“以革命的名义”席卷一切的年代,谁都无可奈何。


大隐于市


结识康氏母女后,我大约每周要去康同璧家一次。一是康氏母女膝下没有儿孙,喜欢有个男孩作伴,我去了也总能帮忙一些她们自己难办的事情(比如修剪园中果树枝杈、整理旧物等等);二是我自己喜欢康家的文化氛围,并有机会向康老请教诗画,可以说是我精神上的世外桃源。有一个时期章伯钧的女儿小愚(章诒和)也在康家借住,我俩成了好朋友,后来又分别遭受牢狱之灾。

先说这座老宅的历史。据罗仪凤讲,此宅原是明代陈圆圆家的后花园,康老和夫君罗昌先生定居北京时,从一对旗人兄弟手中购得。经她这一介绍,令我顿生思古幽情,遥想起三百多年前鬓影衣香、美人如玉的画面。查书得知陈圆圆的公公吴襄(吴三桂之父)府第就在铁狮子胡同,与北新仓相去不远。由是推想此地可能是吴三桂的一处外宅,用以金屋藏娇。李自成攻入北京后,轮番拷问前朝百官,追比钱银,那场景当与“文革”抄家相去不远。吴襄遭拷掠酷甚,圆圆被掳,致使三桂为红颜冲冠一怒,引清兵入关。一段大历史,肇端原来就在我脚下。

康老夫妇学贯中西,营造宅第,自然不同凡响。老宅建筑和庭院外观仍沿用中式,但室内基本上采用西式装修和陈设,有壁炉、木地板和英式家具,不过康老的红木书桌仍是考究的中式传统制品。罗仪凤说,老宅易主时已十分残破,大块的透雕木饰,缝隙中全是臭虫,只好拆卸下来,用了不少进口灭虫药才消灭干净。但他们不忍将这些精美之物弃置,改成了西式席梦思床的床头挡板。

康氏母女现在的住房,系由宅邸(当时应为罗府)的马号改造而成,后面还有两进院落,规模宏大。大宅的精华部分是内宅的正厅,除保留了雕梁画栋的传统风格外,地面全部用人字地板铺设,可容百十人翩翩起舞,旧时北京社交界的名流淑女、遗老遗少,大多在此留下履印芳踪。1949年以后,内宅先是租给苏联专家,后来被一位外交部的高官租用,平日重门锁闭,令人不得窥其堂奥,小愚姐没进去过,我也只进去了一次。康老母女本来按月收取房租贴补家用。“文革”爆发后私房充公,这部分收入就告吹了,加之罗仪凤在美国的兄长接济中断,生活已经变得相当拮据。

其实最让我喜欢的,还是康家前宅的庭院。因为地处偏僻的城墙脚下,大约当年曾是一块空地,有两三亩面积,用矮墙围起,种植了数十株桃、梨、柿子、核桃等果树和太平花,颇具田园风光,仿佛是古人的“市隐图”再现,令人产生一种“大隐隐于市”的遐想。

老人每天到庭院中练功,她的养生之道中有一条很特别的习惯,就是每天要对着太阳望上一两分钟,据她说,这样不但不会伤目力,反而会吸收日之精华,有助于保护视力。她的眼睛的确一直很有神,在窗下读书时不戴眼镜。

有次她读书读得厌倦了,对我说道:“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学诗画篆刻,拿来给我看看。”于是我下次去看望她时,就带上了自己的习作。老人先翻阅画卷,边看边点评。老实说,我那时只是爱好绘画而已,没有多大长进,立在一旁很紧张。她礼节性地称赞了一番,即说:“可惜我现在手抖不能作画,不然可以教你。我以前的画,在香港可以卖到六百美金一幅。”

及至读起诗作,老人精神一振,边看边点头。她挑出其中一首七绝说:比较起来,这首我最喜欢,信手拈来,飘逸不群,有太白之风。但要规范心胸,还须多做律诗,对仗是基本功。律诗中又以五律最难,你看毛主席做了那么多诗,没有发表过一首五律。她又勉励我,琴棋书画,是一个人的基本素养,不可不有。先父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诗和书法,独步古今,自成一家。但做诗人只能抒发个人胸肊,要兼济天下,还须博览群书,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我家的书,你可随意借阅。

她还当场背诵了一首康有为晚年的七律“草堂万木久萧萧”。据老人说,南海先生逝世前曾到北京,由梁启超等弟子和她陪同,凭吊了菜市口刑场,想起“戊戌变法”失败,乃弟广仁及谭嗣同等“六君子”在此取义成仁,以及自己半生颠沛流亡的经历,不禁放声痛哭,并作此诗纪念。他还有一联挽谭嗣同曰:“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岂有为哉”(谭字复生),既悼亡友,亦是自悼。

对于我的篆刻,老人认为金石味很重,只是刀法不够老辣。事后罗仪凤还请我为她刻了两方印章,一为“罗仪凤”,一为“罗文佩”,于是我才知道她的字与母亲的一样,都是文佩。

此后我除学做律诗之外,又重新阅读儒家经典。而我手头的一些西方文学书籍,则常常借给罗仪凤看。记得其中有一套郑振铎编的四卷本《文学大纲》,插图十分精美,有不少是当时禁阅的裸体绘画。罗通读之后,将其中几十处翻译错误,一一订正,我才知道她的外国文学修养非同一般。

记得那年太平花盛开时节,康老邀我陪父亲到家中作客,观赏“御赐”太平花(我推断这赏赐来自宣统而非光绪)
。浓郁的树阴下,康老身着白色夏布旗袍,手摇团扇,罗仪凤照例是一袭剪裁得体的蓝地白花中式衫裤,闲适地坐在藤椅上与父亲一起品茗,仿佛是一幅二三十年代的风情画。

康同璧对父亲说:“如今正当‘红羊劫’
,大家在劫难逃。不过你我都算是‘在劫不在数’,若是在数,就一命归西了。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父亲则说:“我更欣赏诸葛孔明的另外两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片沁人心脾的花香中,老人忽然哦吟起她旧年的一首诗作:“太平花放太平年……”

按照儒家学说,社会形态分为“据乱之世”、“小康之世”和“大同之世”三种类型,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大同”学说,即由此发轫。此时与这座幽深庭院一墙之隔的,仍是那场人人一身毛式制服,手举小红书“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据说目标也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宁做太平犬,勿为乱世人”,对垂暮的老人而言,“太平之年”至多是小康社会,但已是很遥远的企盼了。面对身着旧时衫履、口吐珠玑的康氏母女,我不禁黯然神伤,联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曼律舞》中那对被时代遗忘的老年皇室舞蹈家,在巴黎郊外寂静无人的林间墓地,忘情地舞起已成绝响的宫廷舞蹈,直跳到彼此热泪盈眶……

三十多年过去,当时的场景仍旧历历在目。在那个时代里,保皇党后裔的康同璧,是绝对的落伍者。但她活得绝对真实,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尊严,从不“与时俱进”地附和潮流。


济困扶危

  
  康老一生经历四朝,饱经忧患,如今过着“乱世逸民”的日子,居然还敢跟章伯钧和父亲这样的“大右派”来往(详章诒和文章),大约与康家的传统有关。

近代史上颇多争议的人物中,我认为最具个性的有一文一武,文则康有为,武乃吴佩孚,都是至死不服输的怪杰。康有为在大清朝就是个“不同政见者”,半生流亡海外;民国时又坚持存亡继绝,恢复帝制,一直是在野的反对派。志大言大,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康圣人”的一贯作风。康家悬挂的一张康有为晚年照片,仍是一副睥睨一切、傲视古今的气势。且不论其政见如何,士大夫我行我素的狂狷之气,总是有遗传的。

康同璧除我行我素之外,最乐于做的事莫过于济困扶危。黄绍纮自杀后,他的寡妹(我们称为“黄姑太”)失所凭依,无人敢于收留。康氏母女怜老惜贫,把她接到家中,解衣推食,直到政协在西皇城根给了她一间平房,才搬离康家。

1968年春节前夕,罗仪凤托我给黄姑太送去一个包裹。那时黄姑太和她的孙女住在一间阴冷的偏房里,室内虽有一个蜂窝煤炉,但还是冷得象冰窖,几件不成套的高档旧家具胡乱摆放着,与零乱的衣物药瓶、锅碗痰盂为伴,暗示着主人家昔日的荣华。

姑太是女人男相,长得颇像乃兄。她患有肺气肿,白发披散,衣衫不整,蜷缩在被窝里不住地喘气。小孙女是个美人胎子,见到生人不免羞涩,躲在一旁望着我默不出声。我把包裹交给姑太打开,里面除了送给姑太的棉毛衫裤和药物外,罗仪凤还给小孙女缝制了一件蓝色棉袄。临行前她嘱托我,一定要让她试一下合身与否,不合身就带回去改制。于是我只好站在一旁,尴尬地看着女孩更衣。

试衣完毕,姑太哆哆嗦嗦地捏着我带来的罗仪凤便函,有些惶惑地问是否还带了钱来?我接过中英文“合璧”的便函一看,内有隐语提及带来了姑太最需要的东西。经过一番紧张查找,我从女孩的棉袄口袋里翻出夹带的二十元钱,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对于没有收入的黄姑太而言,这可是过年的救命钱。

从姑太家出来,我心情沉重,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了“老来苦”是怎么回事。更令我感慨的是,她可是国民党桂系领袖之一、北平和谈代表的黄绍纮亲妹妹。翌年开春后罗仪凤告诉我,黄姑太已不在人世了……

侠义慈悲的康老和罗仪凤,关照的故人家属还不止黄姑太。北京一位有名的外科专家莫大夫,打成右派后又加“反革命”罪名,被判刑送到山西的煤矿劳改,康氏母女多年来对他的孩子们一直有物质帮助(后来我在被关押时听说,莫大夫于刑满释放前十一天,在狱中上吊自杀)。长年寄住在康家的,有章诒和文章提及的那位神秘的林女士,她面上有几个麻点,除了会卜卦外,还懂得医道,有时给康老针灸和拔火罐;还有一位小脚的孤老太太,经常坐在康同璧客厅外小过厅的一张床上,从不与客人打招呼。猜想起来,她们可能是康家收留的一些落难故旧的亲属。

父亲曾向我谈起,“文革”前经常在康家见到一位中年仆佣,似乎是被收留的一位败落世家的遗少。冬天他会穿上一件做工考究的老式貂皮领大衣,但油污破旧程度非同一般。客人们有时会取笑他的大衣,但他从来不以为忤。

总之,这座老宅里充满了神秘的气氛,或许每张面孔的后面,都有不止一个的悲惨故事。不过我从不打听她们的来历。在那个年月,知道旁人的事情越少越好。

除林女士有一份菲薄的工资外,这么多人口(包括两名老仆)过日子,如今全靠文史馆每月发给康老的一百五十元薪水。燕京大学家政系毕业的罗仪凤,如何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没落贵族的生活和体面,我始终猜不透。不过据我所知,府上的衣物乃至窗帘椅套,全是她一手剪裁缝制。

据罗仪凤讲述,1949年以前,康老的社会身份是慈善家。她特别向我解释,慈善家自己是没有钱的,但会向有钱人募集善款救助穷人。康老也经常向我谈起,1948年北平围城的时候,这一带的城墙外堆满了死尸,于是她发动红卐字会、蓝卐字会等慈善团体,募集钱米棺木施舍,救活的,埋死的。有一回她误说成“救死的,埋活的”,惹得罗仪凤咧嘴大笑,康老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她认为当年自己保古都免遭兵燹,拯生民水火之中,是平生最足以自豪的功德。按乃父的佛学思想传统,她其实是一位佛教徒。


称谓掌故

  
  康老有气喘多痰的毛病,据她说是从“南海先生”(她习惯于这样在客人面前称呼乃父,形诸文字则为“先君”)那一代起,家族传下来的“火体”,容易上火生痰。有次罗仪凤托我买阿司匹林,买得越多越好。她说母亲和自己有个习惯,像吃菜一样,每天要吃上一两片。我心想:这肯定是她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怪癖,美国不就是一个吃药的社会么?据说这种药吃多了会有依赖性,北京一般药房不肯卖这么多,多买就有瘾君子之嫌。我在一家小杂货店里找到九瓶半,斗胆全部买下,罗仪凤很高兴,说可以吃上几个月。直到近几年我才懂得,每天服用少量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脏病,但不知究竟与“火体”有何种制衡关系。

老人叫罗仪凤时,称呼她的英文名字“Andy”;罗仪凤谈及康有为及康同璧,辄称“我外祖”、“我母亲”。康老和她对我一般都呼小名,但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罗仪凤。大约是一直没有出阁的原因,过了不惑之年的她,平时仍只许人称她“罗小姐”,这是父亲早就告诉过我的。但以我的年龄而言,如此称谓实难启口。

我虽年纪不大,但由于父亲的关系,在很多场合的辈分不低。前些年一位年长我二十岁左右的老“右派”跟我论辈分,希望我叫他“叔叔”。我抗议道,毛主席教导说:“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是右派的老祖宗”,我的辈分,本应比你高,至少是平辈。于是他后来称我“小弟”。章士钊长父亲十七岁,父亲派我给他送信,信封上写着“面呈行严宗伯”(章士钊字行严),指的是行老与我的辈分关系。康同璧长父亲八岁,我跟着父亲胡乱叫“康老”也就过去了,但如何称呼罗仪凤,我始终没想好。罗仪凤似乎察觉到这一点,有天小愚姐悄悄告诉我,罗阿姨叫我告诉你,可以称她“姑姑”。我想了一下,她曾与罗隆基恋爱,如果嫁了过去,我的辈分肯定比她小,于是便默认了。

说过人类的称谓,再说动物之得名。“上天有好生之德”,老人的仁爱,不仅施与无依无靠的孤寡,还泽及禽兽。老宅中有一老猫,是毛色黄白相间的波斯猫,名唤“前来”,已经十六岁,在同类中属于高龄。平日行动迟缓,冬天经常偎在客厅的壁炉旁打瞌睡。罗仪凤说它之得名,是因多年前先后有两只流浪猫到此投奔寄食,为分别起见,一名“前来”,一名“后来”,不过“后来”先殁,“前来”犹存。近年家中经济紧张,“前来”之名又添新义,取其谐音“钱来”。

康同璧有时会抱着“前来”,喃喃地对它说话。如果我在场,她会吩咐老猫“跟章少爷去说说话”,于是“前来”会转移到我膝上,请求按摩搔痒,并以舔手作为回报。猫有灵性,老猫更被视为“成精”物种。康老逝世前的那个冬天,“前来”失踪,猫很懂得主人的感情,一般不会死在家里。对此康氏母女都很伤感,我更有一种不祥之兆。

老人在有访客或仆人的场合,也往往称我“章少爷”,令我很不习惯,总是联想起电影中那些提笼架鸟的公子哥儿。但由于平生只被康同璧这样称呼,倒成了一种独特的记忆。


女界先驱

  
  康同璧比较自豪的事情,是建国之初毛泽东对她这个妇女解放的“支那第一人”的尊重。她时常绘声绘色地谈起五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她时的情景。那天她一走进房间,就听见周恩来说:“‘第一人’来了!”毛、周等人趋步上前与她握手,态度十分恭敬。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对老人翘起大拇指,朗诵起康老十九岁那年偕父同游印度时所作的名句:“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说到此,老人还会翘起大拇指对自己比画一下,显得十分得意。

新政权草创之际中共领导人敬老尊贤的风范,使不少遗老都有知遇之感,愿为新朝效力。毛泽东早年曾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信徒,当政后自然对康氏后人心存敬意。他注意到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毛泽东提倡“从孔夫子、康有为到孙中山,我们都要认真地加以总结”,但他又认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其实在这点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道路,也是一条失败之路。

康同璧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支那第一人”的称号的确当之无愧。女权思想本是其父康有为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同书》中,女权思想部分约占全书七分之一,从天赋人权理论出发,主张“男女同为人类同属天生”,压迫妇女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1883年,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中国第一个不缠足会,他要求从女儿做起,带头不缠足,因此康老姐妹都是天足。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中国最早的女权运动,到戊戌变法时,不缠足会在全国已经拥有三十万成员。康同璧和姐姐同薇,在父亲的影响下,也成为中国妇女界最早倡导女权的先驱。她是中国早期赴美的女留学生之一,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家学渊源,学贯中西。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会长、中国全国妇女大会会长等职务。

康同璧以才学胆识,深得父亲宠爱。关于她1902年从北京出发西行入疆,越帕米尔高原长途跋涉到印度大吉岭省父的故事,当时被国外报纸炒得沸沸扬扬。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说,康有为之第二女公子同璧,“以十九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其实这是误传,连梁任公都被蒙蔽了。据康老自己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母亲妻女避居香港。1901年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患病,“同璧以髫龄弱女,远涉重洋,天伦重聚”。同年夏历十月随康有为乘船至印度,居大吉岭。事见其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

但梁任公所记同璧与父同游舍卫祗林(释迦牟尼曾居此弘布佛法)时所作两首绝句无误。其中最着名的一首是:

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康同璧由是以“支那第一人”闻名中外,我曾见到她有一方白文印章,文曰“康一人”。

她在1902年遵父命“赴美演说国事,为提倡女权之先声”,康有为写了十首诗赠别女儿,并以“女权发新韧,大事汝经营”勉励。据说她的两个弟弟庸碌无才,弟子徐勤私谓康氏曰:“师弟不贤何以传父业?”康氏笑曰:“子孙贤,明吾德;不贤,犹我身生一虱虫而已,何必细问。”

康老早年随父游历欧美各国,由于康有为是保皇党,各国王室都欢迎他们,结识了不少王公贵族和名流政要。康同璧曾对我说:“我一生主张和平,反对暴力。欧战后期荷兰女王呼吁和平,北洋政府曾借重我与欧洲王室的友谊,作为和平使者,游说各国王室政要,表达中国人的和平愿望。”

康老的和平反战主张,也曾对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文物古迹保护,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泽东都承认的。


2004年2月25日 风雨读书楼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客居北京城南米市胡同南海会馆之汗漫舫,于京师无宅第,不久亡命海外。彼时光绪恐无赐花闲情,纵有赏赐亦难留存。宣统复辟时,康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曾“陛见”溥仪,例应有所颁赏。时康同璧夫君罗昌已在北京供职,当有栽种之地。

“红羊劫”是一种历史谶纬之说。南宋柴望在《丙丁龟鉴》中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据其统计,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丙午(公元前255年)至五代汉天福十二年丁未(公元947年),共经历二十一次丙午、丁未之年,均发生了动乱或天灾。因丙属火色赤,未为羊,故称“红羊劫”。近代的太平天国起义,虽未发生在这两个年份,但由于领导人洪秀全、杨秀清的姓氏关系(洪、杨),亦被附会为“红羊劫”。 “文革”发动之年(公元1966年)正值夏历丙午,康同璧认为也是“红羊劫”。

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一辑,第245页。

毛泽东曾在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提及此事,见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作者简介:

章立凡 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撰有《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先父章乃器往事闻见录》、《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1957年》、《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西学的第一次冲击》、《毛诗漫品》等;合着有《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民国着名人物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




本文转载于陶世龙先生个人主页五柳村
 

2011-04-11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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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专家民主理论大师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生於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
孙中山的启蒙者
近现代的岭南,涌现出大批引领中国前行的先驱者,近代改良主义者,香港华人领袖何启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仅是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更是孙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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