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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历史小说创作随感
帝王之学:封建末世的背时学问——历史小说创作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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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无数才智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造就了一门学问。这门学问以最高层政治为研究对象,它的容量很大,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里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等等。这门学问通常被称作帝王之学,也叫做帝王术,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中国学问。这门学问尽管有点深奥莫测,而它的核心不外乎一是独裁,二是权术,与我们通常所认同的政治应当民主公议,光明磊落,能够做得出的事也应该说得出,能公之于世,经得起老百姓检验的观念相差很远,甚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有不少用世之心强烈的读书人,以极大的心血钻研这门学问。他们都想在仕途上寻找一条捷径,试图以最小的精力,最快的速度获取最大的成功。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所谓布衣卿相,书生公侯,便是这些人追求的目标。醉心于此中的人,固然不乏大成功者,但也有遭遇惨祸的,不仅自己丢掉脑袋,还要弄得满门抄斩,甚至诛连九族,更多的则是一无所获,一生落魄潦倒。
  这门学问,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是一门显学,但是到了封建末世,它却成了与时背行的学问了。我在创作《曾国藩》时,开始注意到这个现象,后来在创作《旷代逸才·杨度》时,更把它作为贯串全书的一根链条。
  《曾国藩》中有一个并不太重要的人物,书中多次写到他与曾国藩的交往。此人名叫王kǎi@①运。许多读者对我说,在读《曾国藩》《杨度》之前,根本不知道王kǎi@①运这个人。其实,此人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大诗人兼大名士。他去世离现在尚只有八十余年,人们就忘记了他,这虽然有点令人伤感,但也正说明了历史淘汰的严格无情,无须过多的感慨。
  传说王kǎi@①运有过三次劝曾国藩作非分之想的企图。
  第一次是在曾国藩刚刚练成湘军,正准备出省打大仗的时候,20岁的东洲书院学生王kǎi@①运,悄悄地对曾国藩讲了一通“秦无道,遂有各路诸侯逐鹿中原。来日鹿死谁手,尚未可预料,愿明公留意”的话,让曾国藩听了心跳血涌。
  第二次,咸丰帝病死热河行宫、慈禧、恭王等人正在与肃顺等辅政八大臣明争暗斗,政局处于晦冥莫辨的状态,前肃顺府中的西席王kǎi@①运从北方来到安庆,又对曾国藩说了一通“在安庆首举义旗,为万民作主”的道理。曾国藩未作声,只是以茶代墨,连书“狂妄狂妄”。
  第三次,南京打下后,时在湖南教书的王kǎi@①运想又一次劝曾国藩仗此军威率兵北上,替天行道,走到半路,听到曾国藩大裁湘军,知道他决无此意图,遂彻底失望,返舟回湘,连曾国藩的面也不见了。
  王kǎi@①运这三次的行动,显然是在劝曾国藩实施帝王之学,即私蓄力量,把握时机,从帝王的手里夺过江山,自己做帝王。
  遗憾的是,王kǎi@①运将胸中的学问错误地兜售了,曾国藩并不是他的帝王之学的买主。这首先是因为曾国藩所走的路子,完全不与王kǎi@①运同辙。他奉行的是孔孟之学,要通过堂堂正正的大道来建功立业,拜相封侯,他要做忠臣义士孝子慈父,做一个世间楷模、“三立”完人。其次,曾国藩远比年轻的王kǎi@①运老到圆熟。他深知世上的事总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他是局中人,更知道要走争夺最高权力的道路,前途则充满千难万险,许多看似有利的条件都将转化为不利因素,最后的结果多半是惨遭失败,辛辛苦苦所积累的名望地位,不仅顷刻化为乌有,还要殃及整个湘军集团和自己的家族子孙。第三,曾国藩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性格上又属于那种瞻前顾后,一步三思的类型,加之后来年老多病,他根本就没有打江山的胆量和魄力。王kǎi@①运向他推销帝王之学,碰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王kǎi@①运对此门学问醉迷甚深,并不因遭到曾国藩的否定而死心。他三十余岁结束云游海内奔走权贵的生涯,设帐授徒,着书立说,然心中深处眷恋的仍是帝王学。他一面刻苦钻研,将自己多年来的所思所获记录下来,一面留心在他的众多弟子中物色传人,以继承和施行他自以为探得骊珠的绝学。终于,他在花甲之后得遇一生中最为满意的学生,此人便是《旷代逸才·杨度》中的主人公杨度。
  21岁刚参加过公车上书落第回湘的杨度,此时正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满腹诗书,壮志凌云,却又毫无一点社会阅历,一旦听到王kǎi@①运谈起帝王之学来,便立刻热血沸腾,心向神往。当王kǎi@①运考验他的心志,说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却也风险太大,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
  从此,杨度便在王kǎi@①运的门下,全身心地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施。这一迷,便整整迷了30年,几乎迷去他一生的全部黄金年代。
  他热心康梁的维新变法,又想通过经济特科进入仕途,然而二者都告失败。他东渡日本学宪政,试图以君主立宪来致中国于富强,并欲借此做中国的伊滕博文。然而,他所想辅佐的帝王,自己的位子都保不住了,连同两千年的帝王制度一道被推翻。但他还不罢休,转而投靠袁世凯,依附袁克定,企图通过袁氏父子为帝王学的实施作最后一搏。而这一搏,失败得更为惨痛。倘若后来不是转向革命,杨度这一生怕就要永远钉死在帝制余孽耻辱柱上,任谁有回天之力,也不可能将他的形象翻过来。
  但奇怪的是,信奉了一辈子帝王学,并将它的真谛传授给杨度的王kǎi@①运,却对学生所选择的非常之人,和所从事的复辟帝制之业并不热心。他虽然应袁世凯之邀,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国史馆长,却又将中华民国比之为瓦岗寨、梁山泊,说什么“瓦岗寨、梁山泊也值得修史么”的怪话。他治下的国史馆只拿薪水谈诗文,正务一件不干。他得知杨度主持筹安会,将要拥戴袁世凯登基时,便借故离开北京回湖南,并极为认真地叮嘱自己的高足:“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
  封建末世中国最着名的热衷帝王学的大名士,为何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毅然放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由帝王走向老庄,由入世转为出世?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为思考的有趣课题,也是我在写作《旷代逸才·杨度》时所十分感兴趣的一件事。
  我想王kǎi@①运之所以如此,一则是他不满意袁世凯,认定袁世凯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辅佐,一则也是出于王kǎi@①运的名士性格。王kǎi@①运从年轻时起,便一方面孜孜以求功业,一方面又不拘小节,风流率性。他是一个很追求全真葆性的人。故而,当他面临着一片混乱的政局,和一个刚愎自用的政客时,再加以自己已到了实在不能办事的八十三四高龄,于是便采取游戏人生的方式,来对待他所担负的貌似庄重的职务,最后干脆以一走来跳出是非圈,全身远祸。然而杨度却没有乃师的明智潇洒,他被虚幻的新朝宰相所诱惑,终在泥坑里越陷越深,最后成了一名举国通缉的复辟首犯。
  杨度迷误,固不待论,即使明智如王kǎi@①运,也没有看出要害来。其实,帝王之学不能行时的关键之所在,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晚清的时局,李鸿章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说得最为透彻:此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这话说的是自中国文明史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变故。导致这一变故发生的原因,是国门的被强行打开。
  1840年,以关天培血溅虎门炮台、林则徐充军伊犁为标志,苦难动乱的中国近代历史拉开了帷幕。人们在恐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强大的国力?随着流入中国的洋人洋书,和出国考察的大清臣民的增多,有识之士慢慢发现,西方列强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一套迥异于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从器物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更从政制层面上感受到了西方的先进。
  早在光绪初年,中国有史以来派往西方的第一个大使郭嵩焘,便在他的日记里指出:西洋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并指出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主要特点便是体现在议院议政上。光绪十年,担负国家要职的前淮军首领张树声,在给朝廷的遗折中也明明白白地写着:西人立国之本体,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稍后,郑观应在风靡全国的《盛世危言》中,也提出中国应当仿效西方,设置议院。此后,更有许多人撰文着书,大谈西方的民主和议院,这些议论,对中国的官场士林影响极大。
  有关民主和议院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与帝王之学的独裁、权术等等根本对立的。西方列强以实力,证明了他们对政治制度选择的正确,也大大开启了中国人的心智,民主议政开始赢得人心,独裁权术自然而然会遭厌弃。
  到了后来,孙中山、黄兴等人建立政党,倡导革命,武昌起义一夜之间成功,全国各地相继独立,中央朝廷很快众叛亲离,大清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专制不得人心、民主才是人间正道的真理。
  所以,当筹安会亟力想拉进梁启超时,这个不惜“以今日之梁启超攻昨日之梁启超”的维新派领袖,在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对复辟帝制一事,哪怕四万万人有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梁启超当然知道,他决不是以一人敌通国,而是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的。梁启超不愧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他清醒地看出了时代的潮流、中国前进的趋势,深知帝制不得人心,帝王之学也再无用武之地了。
  遗憾的是,智商也同样极高的王kǎi@①运、杨度却没有看出这个时代的巨变。与天作对,与时作对,这便是他们身怀绝学而不能大获市利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王kǎi@①运、杨度正是可笑地扮演了那个时代的滑稽丑角。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岂
  
  
  
理论与创作6长沙11~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唐浩明19991999 作者:理论与创作6长沙11~1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唐浩明19991999
2013-09-10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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