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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研究五十年述略
义和团运动研究五十年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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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览五十年来的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一九六六年。在这阶段中,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深入发展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第二阶段是一九六六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阶段里,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遭到了“四人帮”及其走卒的破坏。
  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在此期间,义和团运动的研究重新走上了健康合理的轨道。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约发表有关义和团运动研究的论文近900篇,出版各种资料集、 专着论文集近四十种。在这些论着中,涉及的方面很多。本文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
  义和团运动具有反帝爱国的性质,这一点基本上得到了大家的公认。但是,近年来,史学界在具体问题上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并且在是否反封建,是否排外以及宗教迷信等问题上,分歧还很大。
  1、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革命还是农民战争。建国以来, 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一次“农民革命”。(注:刘大年:义和团运动说明了什么?,人民日报,1960年8月30日;)胡绳认为它是古代“农民革命、 农民战争的继续”,(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654页;)苑书义认为,根据“农民是民族运动的劲军”的原理推定,这一次运动是“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注:苑书义: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1987年,第416页; )同时也是民族战争。(注:苑书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问题,光明日报1986年5月7日;)有的学者则认为,义和团运动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注:陈业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社会科学探索1 990 年第五期;)是“中国农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最高峰”。(注:张守常:中国近代农民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五期;)后来的学者对此提出了异义,左步青、张鸣九等认为,义和团运动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也没有能够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此,它不是农民革命。(注:左步清、张鸣九:评戚成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历史研究1979年第二期;)廖一中则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但不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但不是自觉的民族解放运动。”(注:廖一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5 月27日;)也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即便不能算是一场革命,至少可以当着是一次革命战争高潮的组成部分,即把革命高潮时间拉长,从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到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合起来算为一个革命高潮。(注:苏双碧: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若干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 1985年版,第329页;)
  2、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建国以来, 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反封建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大致说来,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义和团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而不具有反封建性。李侃认为,“义和团并不反封建主义,也没有提出要推翻封建政权和改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问题”,并且义和团并“不是把清朝统治者当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决心把它推翻,而是把它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去加以扶持”,所以,义和团运动并不具有反封建性,只是单纯的反帝斗争。(注:李侃:关于研究义和团运动方式的几点意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史国瑞认为,虽然义和团与清军官兵发生了冲突,但是这些斗争仍然属于反教的目的的,都是灭洋反教的被迫自卫,不足以表明它的反封建性。(注:史国瑞:评义和团反封建说人文杂志1980年第二期;)冯士钵也认为,义和团斗争的目标是帝国主义,而不是封建主义。(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年第七期;)
  第二种意见认为,义和团不但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反对封建主义。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义和团“在某些地方也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翦伯赞也认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因而它本能的带有反封建的性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荣孟源则认为,“义和团在农村打击地主,抗租抗粮,正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论文选第8页;)朱金甫、庄建平认为,山东义和团对抗官兵, 浴血奋战,所付出的代价决不比在反帝战斗中少,怎么能说“义和团只反帝而不反封建呢?”(注: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史思群认为,“义和团原来是反封建的革命组织,后来转向反对帝国主义。”(注:史思群:论义和团反帝国主义斗争,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张毅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民族战争同时具有反封建的性质。(注:张毅:山东史学集刊,1983年第一期;)
  第三种意见居于两者之间,认为义和团运动主观上并不反封建主义,但客观上起了反封建的作用。刘大年认为,义和团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封建,但客观上它是勇于反封建的。陈振江认为,义和团反帝是第一要务,反封建居次位,各地义和团表现也不一样,有的反,有的不反。(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辩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胡绳则认为,“农民并不是不反封建,问题在于农民的落后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很恰当的结合起来。”(注:胡绳: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有的同志认为,“反封建”有个标准,主要是指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或经济剥削,不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来苛求农民。(注:戚其章:关于义和团评价的若干问题,东岳论丛1980年第四期;)
  3、义和团运动排外问题。关于义和团排外问题, 解放后的一些论着对此作了具体科学的分析。然而,也出现了一些分歧。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赞扬义和团的人却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两者分割开来,否认其联系。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至今亦无定论。王致中认为,义和团笼统排外表现为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新生事物,“对于异乎封建主义的一切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也都统统采取打翻在地加以横扫的态度”,“是一种历史的惰性力量。”(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张玉田认为,义和团的落后性“主要的表现则在它的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目标,”不仅对洋人进行斗争,“对国内与洋人有关的人、物、事也不加区别一律打击。”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持相异观点。朱安东认为,义和团排外虽然与农民的小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阶级局限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注:朱东安、张海鸥: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二期;)何若钧认为,义和团“排外”思想主要是来源于地主阶级盲目排外思想;(注:何若钧:义和团思想论略,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一期;)吴剑杰认为义和团“受历史的限制,只能达到那么高的认识水平和文明程度,只能采取那样的竞争。”(注:吴剑杰:对义和团排外斗争的认识,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四期;)史若民认为,“排外”的根源在于“地主阶级封建专制统治集团,与农民阶级无关”。(注:史若民:义和团仇洋灭教、排外思想探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程啸则认为,“排外”是由于义和团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再加上封建顽固派乘机冒充“灭洋”的政治代表,用“攻异端”,“卫圣道”的陈腐观念来煽动,“从而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行为更加恶性膨胀。”(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孙祥民的观点,即笼统排外“是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尖锐激发起来的正义反抗。”也有丁名楠的观点,即“反帝”和“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是愚昧落后的标记,但“对于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替它辩护。”
  4、义和团迷信色彩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大部分同志都承认义和团的迷信色彩。但是,却在具体的评价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范文澜,翦伯赞认为,因为义和团“是一个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不可避免的要带一些幼稚的,落后的历史传统——宗教迷信”,来作为其斗争的精神武器。(注:翦伯赞:义和团运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五期;)一个美国学者认为,义和团利用宗教迷信来演练自己的礼仪活动,是“义和团宣传自己和扩充队伍的基本手段。”(注:(美)周锡瑞:民众文化、政治戏剧与义和团运动,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这种教门信仰和正统神权庞杂交错的信仰意识对于“农民反侵略力量的勃兴和凝聚起过催化作用,但同时又窒息了这支力量的健康发展,成为导致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注:程啸:拳民意识与民俗信仰,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三期;)孙祚民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色彩,虽然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却有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注:孙祚民:义和团运动史若干理论问题研究评议,文史哲1991年第九期;)陈振江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落后性,已从早期“打击个别的教会,教民,教士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是一种进步。 (注: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 历史教学1991年第六期;)以廖一中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主张对义和团的封建迷信的评价应一分为二。他们认为,在运动初期,义和团的宗教迷信对于集聚力量,鼓动群众,严明纪律起过积极作用,可是后来却起了相反作用,模糊了起义的理想和腐蚀了群众的斗争,它宣传的“刀枪不入”给义和团造成了很大损失。杨天宏认为,当时民众知识能力低下,是吸引人民参加的主要手段,就连“西太后也信以为真,乃对洋宣战。”(注:杨天宏:义和团“神术”论略,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五期;)乔还田认为,义和团的封建迷信,“比起他们负担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流来,毕竟是支流末节,”并且,“在迷信的背后,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这是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注:乔还田:也评义和团的“排外”和迷信色彩,文汇报1986年10月21日;)
      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一类大致相同的口号。然而,关于此类口号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论。
  1、“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扶清灭洋”是朱红灯提出来的,是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众加入义和拳,改提‘扶清灭洋’口号”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认为,义和团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镇压,这样会给斗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难,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的。(注:李俊虎: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历史教学1963年第二期;)戴逸则认为,“扶清灭洋”是毓贤提出来的,他说,当山东巡抚发现自己的腐朽的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注:戴逸: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人民中国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中称:鲁西北义和团“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首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陆景琪认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注: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三期;)路遥也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来的。(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吴思欧和陈瀛涛则更具体的说,这口号是四川大足县余栋巨提出来的。(注:吴思欧: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陈羸涛:第一次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文史知识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会等则认为,“扶清灭洋”是大刀会提出来的,(注:王如会:甲午战争和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日报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会“兴华灭洋”的口号演变而来的。(注:戚其章:“灭洋”口号的由来,光明日报1984年4月7日;)
  2、“扶清灭洋”口号的内涵。一种意见认为, “扶清”是扶保中国的意思,“灭洋”则为排外。丁名楠认为,“当时的农民分不开清廷和国家的关系,清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灭洋”可解释为排外。(注:丁名楠:义和团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荣孟源也认为,根据义和团的告白中的“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类似的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中国”。(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二期;)
  以廖一中等学者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而“灭洋”则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认为,“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注: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双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第五期;)陈月清认为,“义和团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华’和‘扶清”双重内容,”而“灭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笼统排外的意思。(注: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李侃等则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注: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二期;)而路遥却认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确理解“扶清灭洋”的内涵,“有必要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队伍中去进行剖析”,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一是这个口号是不是策略问题。陈振江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一种策略,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仇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亦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是权宜之计,具有策略意义。(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个观点。王致中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灭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扶清灭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认为,义和团“提不出类似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注:李侃:关于义和团评价问题, 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还有一日本学者认为,“顺清灭洋”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庇护和服从的关系的反映”,“是义和团大众对待权力的意识变迁的表现。”(注:(日)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表现,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
  二是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问题。一种认为,这个口号起过积极作用。陈月清认为,对“扶清”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义和团初期起过好的作用,不仅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注:陈月清: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书义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单纯主张“扶清”,而是把“扶清”与“灭洋”连在一起,“扶清”是为了“灭洋”。(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刘大年却认为,“扶清灭洋”起了积极作用,它集中表示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赞成“灭洋”,义和团就加以联合,扶持,这就有号召统一行动之义,当然,“灭洋”中也反映了在义和团中存在有笼统排外思想,(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稿(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种认为,这个口号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作用。欧阳跃峰指出,“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和落后性的统一。(注:欧阳跃峰: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海安认为,“扶清灭洋”主流是“反侵略反奴役,同时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落后,保守,”“用‘灭洋’来反帝与排斥先进技术却行不通,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注:徐海安:义和团“灭洋”探析,学海1991年第三期;)而范大章则相反,他认为,“扶清灭洋”给义和团运动加上了封建主义的深深印记,使得这一运动未能超越封建主义“卫道排外”的藩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注:范大章: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二期;)
      三、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严重的派系倾轧,因而构成了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究竟清政府与义和团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手段,这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
  1、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金家瑞认为,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剿”为主,只是后来由于义和团力量越来越强大,清政府才“改剿为抚”的。金冲及、胡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主要以镇压为主。而廖一中等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贯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而不是镇压;(注: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义和团既没有反清,当然不必镇压义和团,两者是合作的关系。(注:廖一中: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刘天路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注:刘天路: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一期;)
  有人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复杂性和反动性,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注:李文海: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种复杂情况改变而改变的。总的说来,可以以义和团入京被招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戚其章认为,在前一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注: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年版;)而林敦奎、李文海则意见不同, 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是“既不剿,又不抚”的方针。(注: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在后一阶段,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则有严重分歧。苏寿桐认为,在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已被封建统治集团所控制,成为“努力王家,同仇忾”的工具。(注: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 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丁名楠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如果继续坚持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注:丁名楠: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80年5月12日; )杨济安等也认为,义和团虽然被清政府欺骗、利用,但总的说来,义和团还是占据优势而控制了京城。(注:杨济安、张守谦: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光明日报1960年5月12日;)路遥却来个不偏不倚,认为在这个阶段, “很难说谁控制了谁,但与先前相较,显然是由于义和团的大批涌入,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2、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变化的原因。 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在以“剿”为主还是以“扶”为主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对义和团政策的改变呢?史学界仍没有定论。
  传统的说法是,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进入京津,因而变“剿”为“抚”。胡绳也认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动刀兵,因而派刚毅去“劝导”,“晓谕”义和团。(注: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近来吴思鸥认为,西太后“归政”的恐惧症是“构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主因。”(注: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廖一中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后党为了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来抵制英、日等国对废帝立储的干涉,才对义和团别有用心的支持的;林华国的观点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路遥则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他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胁所致。”(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四、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无可非议的有着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在史学界有着许多不同意见。
  1、对当时的社会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 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不仅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也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同时还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运动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中起了多大作用,却有着分歧。
  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认为,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苑书义也认为,之所以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是因为义和团的英勇的斗争。(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苏双碧也认为,“至于义和团是否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注: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廖一中在《义和团运动史》中认为,义和团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却“迫使帝国主义在侵华的态度和方式上变得稍微小心谨慎了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做法。”孙占元也认为,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吴民贵则认为,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除了义和团英勇斗争外,还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注:吴民贵: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一期;)
  2、对后世的影响。义和团运动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一日本学者认为,如果“以义和团的民族精神并克服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思想进行抵抗,最终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注:(日)久保文次宫崎滔天对义和团的评价,山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一期;)廖一中认为,“义和团运动激发了晚清新政的产生,同时又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某些条件。”(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孙占元认为,义和团“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朝鲜学者高度评价义和团运动,称其为“义和团的壮举!义和团群雄唤起了人民宣誓消灭倭洋,形成了万里长城般的巨大力量。”(注:(朝鲜)崔泰镇:义和团运动对朝鲜的影响,历史教学1959年第二期;)徐梁伯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以“自豪、勇敢、保守、蒙昧、脆弱”为特征的古典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五期;)张淇岳认为,义和团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对20世纪民族工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对“资产阶级革命派近代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注:张淇岳:简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延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王业兴也认为,义和团运动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进程,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注:王业兴:近代化在中国的嬗变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史学月刊1991年第六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也高度评价这一运动,称其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注:周恩来: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
  3、关于义和团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胡维革、 郑权认为义和团兴起的原因是一种中西方文化冲突,即是“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平等思想与等级观点”,“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外来宗教与土着宗教”之间的冲突,因而不可避免的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影响。(注:胡维革、郑权: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一期;)赵燕玲也认为,义和团运动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并且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转折。(注:赵燕玲:试论义和团与中国传统文化,韶关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三期;)欧阳跃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了义和团反帝斗争,而传统文化中的陈旧的“夷夏之辨和天人合一”又使义和团归于失败。(注:欧阳跃跃:义和团运动与中国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一期;)苏位智认为,义和团运动“失败”的作用大于成功的作用,因为它从正反两个方面促进了资产阶级排满革命思想有形成和发展,就连以章太炎为首的部分维新人士也投入了革命派的营垒。(注:苏双碧:义和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1982年第一期。)
  八十年代以前在义和团运动研究上基本上偏重于对基本问题和旧争论的再认识。进入八十年代,则主要倾向于深入探讨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重点,是注重研究社会背景、社会文化动态、社会结构与游民社会等等,从中去探索义和团运动的全貌。并力争从微观着手,体现宏观。当然,人们期待着在有关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收稿日期:1999.5.19
社会科学动态武汉4~9K3中国近代史张春/李志军20002000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七队 南京 210003 作者:社会科学动态武汉4~9K3中国近代史张春/李志军20002000
2013-09-10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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