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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无效”命题
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无效”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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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本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无效”命题在西方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并趋于完善。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这一命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证。“政策无效”命题显然是不能完全成立的,但其中亦不乏合理成分。这些合理成分对于深入认识计划的功能和政策限度,合理界定政府干预范围等富有启发意义。
  本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市场失灵论点广泛存在西方经济学文献,经济学家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对市场缺陷的分析上。这种分析是在两个领域相继展开的:微观经济学领域是福利经济学家的分析;宏观经济学领域是凯恩斯主义者的分析。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垄断和外在性的存在、社会成本(收益)与私人成本(收益)的歧异,以及货币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市场机制往往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积极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自由运转的市场并不能自动保证总供求的平衡,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资源的闲置。政府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来维护宏观经济平衡。由于福利经济学家和凯恩斯主义者在微观、宏观两方面对市场失灵的论证,人们不断在政府肩上增加新的职能。除亚当·斯密所限定的三项基本职能之外,赋予政府的职能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反垄断以维护公平竞争、实现社会公平、提供公共品、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维持宏观平衡,等等。随着政府职能的增加,政府直接支配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思想发生转向,对“政府失灵”的论证代替了对“市场失灵”的论证,“政策无效”命题在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西方经济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转向存在两个现实背景:
  1.西方世界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同时并存的局面与凯恩斯主义者的宏观干预理论相矛盾。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在存在闲置资源(如失业人口)时,增加的有效需求就不会释放在物价上,而只会起到动员闲置资源、提高经济真实量的作用。因此,高通货膨胀与低增长、高失业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有一定的作用,但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却出现了明显的滞胀局面。在滞胀局面下,政府宏观干预就显得左右为难:以扩张政策降低失业率,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紧缩政策降低通货膨胀率,会导致更严重的失业。70年代滞胀给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冲击波同30年代大危机给西方经济学带来的冲击波具有同样的威力。30年代的危机破除了人们对自由市场的信念,树立起人们对政府干预的信心。70年代的滞胀则相反,破除人们对政府的幻想,重新树立起对市场的信心。
  2.社会主义国家在运用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实现了最初的高速工业化之后,普遍遇到了共同的难题:人民缺乏积极性、经济结构僵化、计划失误、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共同难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启动改革,先是南斯拉夫脱离苏联体系,进行以工人自治为中心的改革,继而是东欧、中国、前苏联的改革。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间、步骤设计和改革力度上有差异,但方向是一致的:分权化、市场化、充分利用私人力量,以此把原来赋予政府的职能转交给市场和个人。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工业化成就向人们照示的是政府政策的有效性和市场的局限性,那么50年代以后兴起的改革浪潮昭示的则是政府的局限性和市场的有效性。50年代前后诞生的重要西方经济学流派,如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政策无效”命题作了系统的论证。本文选择现代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进行述评,是因为它们代表三种基本论证角度:现代货币主义依据对市场机理的分析来论证宏观干预无效;理性预期学派依据微观主体--厂商和消费者--对政府政策的理性反应作出结论;公共选择学派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分析上。
    一、现代货币主义的论证:经济真实量有其客观值,难为政府政策所动
  现代货币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干预理论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的,在它的重要论点中都包含着政策无效、干预有害的思想。
    1.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的交换方程为PQ=MV。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经验证明货币流通速度V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影响名义GNP(即PQ)的因素只有货币供应量M。结论是,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影响货币流通速度V,它就根本不能提高名义GNP,此时根本不存在运用财政政策的余地。换言之,此时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M的增加能够提高名义GNP,但能否改变真实GNP呢?为了对此进行分析,现代货币主义引入了一个假设:价格、工资具有充分弹性。这与凯恩斯主义者的价格、工资粘性假设恰好相反。粘性是政府需求管理发生作用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粘性条件下,有效需求水平的提高才不致于完全释放在价格水平上,才能够有一部分用在动员闲置资源、提高经济真实量上。依据现代货币主义的充分弹性假定,M的变动主要释放在物价总水平P上,真实量Q和与之相应的水平不会发生变化。结论是,即使政府财政、货币政策能够影响M,对真实量Q也是基本无效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的需求管理对真实量一点没有影响。假如政策依据经济形势“相机”地采取了增加有效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某一厂商就会发现他的产品的价格提高了,他最初以为这是相对价格发生于己有利的变化。相反应是,动用潜在生产能力增加供给,同时以较高工资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人。经济的真实量在短期内确实随有效需求水平而提高了。但是,随着该厂商对市场信息更全面的了解,不久它就会知道,发生变化的只是价格水平而非价格结构,其他厂商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社会支出结构也没有变化,它的经济状况同以前一样,不得不回到原来的位置。可见,M增减在短期、长期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短期内改变真实量,长期内真实量又回到原来水平。这种情况被货币主义视为经济波动,而经济波动又被视为是有害的。
    2.持久收入假定
  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边际消费倾向存在递减趋势。随着收入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收入转化为储蓄,如果投资者此时的信心不足,储蓄就不能转化为投资,从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以此作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依据。货币主义者针对性地提出永久收入假定。基本意思是,收入有一时收入和持久收入之分,相应地,消费有一时消费和持久消费之分。一时消费同一时收入之间没有规则的关系,但持久消费与持久收入之间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从持久收入假定中推出的是财政政策,尤其是斟酌财政政策无效的结论。因为,一时的增税、减税、收入转移方案只能增、减人们的一时收入,而不能改变人们的持久收入,因此不能影响人们依据一生收入预期所确定的基本支出结构。
    3.自然失业率概念
  针对凯恩斯主义的菲利蒲斯曲线,货币主义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是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下,让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自发作用时对应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其水平取决于结构和制度方面的条件。自然失业率概念在货币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如果自然失业率假设是正确的,那么通货膨胀与失业持久交替的旧观点就站不住脚了。”[①]既然菲利蒲斯曲线站不住脚,那么就不存在政府斟酌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以权衡失业与通膨的余地。
  货币数量论、持久收入假说,自然失业率概念旨在说明主要经济变量有其客观值,不为政府政策所变,以证明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由于没有政府斟酌空间,货币主义者主张政府按固定规则行事。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不仅是上述着名论点的主要提出者,而且在许多文章和着作中对政府政策和政府干预的有效性直接予以否定。外在性是支持政府干预的一个主要理由,但弗里德曼认为,如果说市场不能解决外在性问题,政府政策同样无力解决,“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在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且损失、好处各为多少时,人们很容易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或者是至少是要求得到补偿……如果私人方面要弄清谁给谁损害或好处是困难的,那么政府做到这一点也是困难的。因此政府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最后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②]弗里德曼认为,初衷良好的政府政策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例如,为了保证穷人有房可住,政府往往拟定房租控制政策。但房租控制政策往往破坏房产市场的供求机制。一方面,低房租政策鼓励有房可住的人租住更多的住房空间;另一方面,低房租作为一种负刺激使房地产商把自己的资源转移到非控制行业,住房供应量减少。结果,房租控制政策在供、求两方面都造成了不利于穷人的影响,穷人住房问题依旧得不到解决,除非政府负担起直接提供住房的责任。
    二、理性预期学派的论证:微观主体的理性行为抵销了政府政策意图
  与现代货币主义的论证角度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政府政策的作用对象--厂商、居民、下级政府机构--的行为模式着眼的。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理性预期。当事人在作出决策时,会充分运用已占有的信息,依据头脑中已形成的经济模型对未来的经济变动情况作出基本准确的预测。经济当事人所占有的信息的质与量并不亚于政府部门,其预测同职业经济学家运用数理经济模型得出的结果不相上下。由于经济中存在许多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当事人的预期也会出错。但人们不会始终一贯地犯同样的预测错误,一旦发现错误马上会得到纠正。也就是说,人们的预期会出现随机误差,但不会出现系统误差,预期是无偏的,因而是理性的。理性预期假设暗示,人们最终会完全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因此,政府难以在长期内任意摆弄大多数人。
  在理性预期假定的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政策无效命题”。其逻辑过程如是:
  考虑公众预期的社会总供给函数如下:
  (附图 f11955t7.JPG
  其中Y[,t]代表t期的产量水平,代表由资源和技术所决定的正常产量水平,P[,t]是t期的实际价格水平,P[e,][t]是公众在t-1期对t期价格水平的预期。P[,t]-P[e,t]是公众价格预期对实际价格的偏离幅度。总供给函期的含义是,实际产量对正常产量的偏离取决于价格预期对实际价格的偏离。
  现在假设中央银行准备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增加有效需求,以求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的提高。如果中央银行事先公开宣布自己行将采取的措施,或者公众能够从以往的系统经验中--如失业达到临界点时或大选前不久中央银行往往会行动起来--准确预测到中央银行的行动,公众就会相应地向上调整自己的价格预期P[e,t],使之接近实际价格水平的变动,结果P[t]P[e,t]为零,实际产出水平仍为,就业水平同前一样。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的意图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销。预期到的货币供应量变化只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后果。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政策采取变幻无常,难以捉摸的方式,公众预期就会出现随机偏差,P[,t]-P[e,t]不等于零,实际产出水平Y[,t]偏离。但一旦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实际效果有所显示,公众就会马上调整自己的预期,使之接近实际值。产出水平又回到正常值。结论是,由于公众不可能出现系统的预期偏差,即使是突然的货币政策变动也不会影响实际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其间反而会引发经济波动。基于这种分析,理性预期学派主张,斟酌政策不可取,应采取透明的、固定的政策规则,以避免干扰公众预期,造成经济波动。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理性预期学派主要论证的是宏观货币政策无效,但这一结论被推而广之,认为所有宏观政策无效。典型的说法是:“在一个理性预期的世界里,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无效的。”“政府于事无补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不过多地卷入经济是最好不过的。”[③]
    三、公共选择学派的论证:公共选择主体的“经济人”行为致使公共决策过程失灵
  理性预期学派是从政策作用对象来分析政策无效的。本世纪中期诞生的公共选择学派则把理论的触角指向政治决策过程,或公共选择主体。该学派在分析政治决策过程时有一个关键性的假设:公共选择主体的行为是经济人行为。亚当·斯密是最先系统分析经济人假定的人。但是从斯密到本世纪中期,大多数人只把经济人假定应用于分析市场交易领域人们的行为特征。福利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指出,市场交易领域的经济人行为往往会违背社会利益,造成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进而主张政府政策干预。但是,在50年代以前,“没有任何相似的假设被延伸至那些以投票人或国家代理人身份参与政治或公共选择的人们的行为上。”[④]政治学和公众常常乐于假定,公共选择主体--选民或投票人、政治家、官僚--不仅比个人和厂商具有更完备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毫无私利地代表集体、社会的利益。由于没有掺杂个人私利,政治过程能自动保证公共决策结果和公共资源配置符合整个利益。这样,同一个人便有了双重行为规则,作为市场交易主体,他按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事;作为公共选择主体,他则按集体利益最大化行事。但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对政治领域人们行为规则的传统假定是靠不住的,在“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或者说,至少没有象我们学术界同行们所渴望的那样变为实际的圣人”[⑤]。因此,如同在交易市场上社会目标是间接实现的一样,在“政治市场”上,社会目标也是间接实现的。因为,公共选择主体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个人效用,如更少的参与费用,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权力和由此而派生的更多的物质利益。福利经济学家从交易市场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歧异出发论证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在政治市场上,同样存在私人成本同社会成本的歧异。政治市场上的歧异程度取决于公共选择的方式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性质。而且,我们不能简单假定,政治市场上的歧异程度就必然小于经济市场上的歧异程度。
  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公共选择学派对“公共选择”失灵或“公共决策”失灵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公共选择失灵的原因之一是,与交易市场的选择不同,公共选择过程缺乏效率原则所要求的应有的确定性。非确定性可以从两方面把握:1.在交易市场上,个人既是选择的主体又是决策的主体,选择行为和决策结果之间是一致的。但在投票中,人个只是选择主体而不是决策主体,决策主体是他所处的集体。即使某个人对所有备择方案及其结果都了如指掌,因而能够正确地投票。但他并不能左右决策结果。因为在人数众多的投票站,他的一票往往是无足轻重的。2.在市场上,“在对选择所负的责任与选择后果所造成的可被观察到的直接效果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这里,选择的责任线索是清楚的。选择的直接归宿是公平地落到选择者与行动者本人的头上的。”[⑥]在公共选择中,正确决策增进的收益是作为整体利益而出现的,个人只是众多整体利益分享者中的一员。决策失误的责任也是由集体承担的,只是迂回地、甚至以难以意识到的形式影响个人的福利。因此,公共选择的利益和责任是不明确的。确定性程度会左右个人的选择行为。在交易市场上,由于确定性程度高,个人就会尽力搜集各方面信息,选择出适合自己偏好尺度的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在公共选择中,没有确定性,而且,为了正确投票,投票者还要花费精力和金钱去搜集有关选择对象的各方面信息,这种信息成本完全落在了个人头上。被决策的公共事务越复杂,弄清选择信息的成本就越大。因此,作为经济人的个人,就不会去认真了解有关备择方案的信息,对于手中的选票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如果多数选民对选票持无所谓的态度,公共选择过程就往往会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从而使其成为谋取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手段。
  公共选择失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投票的不可分性。一个人只有一张选票,他只能在备择方案中选择一个,同时放弃其他方案。这种选择范式必然导致福利损失。例如,现在要在生产产品A和生产产品B上进行投票,选民投票A就要放弃B,投票B就要放弃A。但该选民的消费偏好并非单一的A或单一的B,而是A和B的某种组合。如果投票结果是A得以生产,B就不能生产。在这种生产结构下,该选民只能消费A而不能消费B,A的边际效用低于B的边际效用,福利没有达到最大值。相对于该选民而言,社会分配给A的资源偏多,分配给B的资源不足。当然,可以通过增加备择方案的个数来弥补投票的不可分性,如在此例中,除A和B两个方案之外,还增加若干个关于A与B不同组合的方案。对于简单的公共事务,或许可以找到能表达选民偏好的完备的备择方案系列,但对于许多复杂的决策对象,要找到完备的选择方案系列要么存在信息缺口,要么代价昂贵。单个选民的情况是这样,整体选民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投票的结果是A得以生产,那么,虽然投票于A的选民的偏好顺序得到满足,但投票于B的选民的偏好顺序就没有得到满足。也就是说,一部分人的满足是以另一部分人的不满足为条件的。与此相应的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轨道。市场选择就没有不可分性,消费者对A的消费并不排斥他同时消费B,在预算约束内,他可以消费自己偏好的任何一个A与B的组合。价格把他的偏好传递给A和B的生产商,资源便按他的偏好配置。同时,一个人选择的实现并不以其他人必须放弃自己的选择为条件,每个人都能在预算约束内实现自己的选择,市场机制把每个人选择时表现出的偏好信息转化为价格信号,指导厂商的配置活动。结果,引导的资源配置结构能够满足每个人的偏好。
  由于存在若干基本因素,公共选择过程并不能保证公共决策真正符合社会需要。而且,即使通过公共选择制订出的政策真正符合社会需要,也不能保证这样的政策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问题出在执行政策的各级官员和实施政策的微观经济单位身上,他们同样不同排除自身利益对政策的干扰,对政策作出偏于自身利益的理解,在政策界限比较模糊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四、简单评论
  如何评价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文献中的“政策无效”命题呢?笔者认为,这些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扞卫者,其理论有意识形态背景,这是应该注意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中包含有科学成份。首先,现代货币主义认为,在现有制度条件下,主要经济变量,如产出水平、消费水平、就业水平,有其客观值,市场机制一般能够使其达到这个水平,企图超越这个水平的政府政策干预是无效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货币主义假定价格、工资具有充分的弹性,以及市场能够连续结清与现实不完全相符。现实中,价格总是在一段时间以后才反映经济状况的变化。但是,以价格、工资粘性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干预理论也是靠不住的。其次,理性预期学派强调微观主体对政府政策的理性预期和应变反应有合理性。这提示我们,政府政策的实施不能仅仅靠整体利益的驱动,政策作用方向应该满足微观主体的利益要求。政策应该是透明的,规则应该是相对稳定的,以防止政策的失效。第三,公共选择学派把经济人假设推延到政治决策过程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因此,除了在可能的条件下缩小公共决策的范围之外,还要建立一套严格的行政奖罚制度,不能把希望仅仅寄托在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上。
  在传统意识中,人们往往高估政策的有效性,不适当地扩大政策的作用范围;政府则出于各种目的颁布了许多政策、规则和管制条例。有些政策、规则、条例确实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但另一些则是基本无效的,甚至有害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政策无效”命题提醒我们,如同市场会失灵一样,政策也可能失灵,政府政策只能限于能够生效的领域。在出台某项政策之前,应该首先研究一下该政策能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奏效,坚决杜绝那些无效的、有害的政府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2页。
  ②弗里德曼:《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页。
  ③卡特·麦通克:《理性预期:80年代宏观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2页,第160页。
  ④⑤⑥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6页、第347页、第333页。
                        (责任编辑:周景明)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武汉081-086F11理论经济学胡家勇19951995 作者:中南财经大学学报武汉081-086F11理论经济学胡家勇19951995
2013-09-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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