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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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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近代史着作虽然很多(注: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1930-1939年间以“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世史”或“中国近百年史”为题的着作就有25种。),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话语系统。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这种话语,我们姑且称之为“近代化话语”,它可以陈恭禄(注:陈恭禄,江苏丹徒人。1900年生,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不久转入历史系,并在美籍教授贝德士的辅导下开始搜集中外资料,研究并准备撰写中国近代史。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南京明德中学。之后他受聘于金陵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南京大学任教,1966年10月逝世。)所着《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另一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这种话语我们姑且称之为“革命话语”,它可以李鼎声(注:李鼎声,原名循钺、圣悦,又名平心,江西南昌人。1907年生,1925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并运用于社会学研究。1927年1月肄业离校,赴浙江第六师范学校任教,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转赴上海从事宣传工作及其他中共地下工作。1952年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66年6月去世。1985年华东师范大学将其大部分着作收集起来,出版了《平心文集》。)所着《中国近代史》为代表。这两本书几乎是同时出现的(注:陈着《中国近代史》始写于1928年,至1934年初全书完稿,1934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不久即再版,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下文所依据的是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李着《中国近代史》写于1933年,同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至1941年10月发行第9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光明书局所有存书悉被日军禁黜焚毁,抗战胜利后,始重行付梓,版式如前。下文所依据的是光明书局1949年7月胜利第7版。),但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下面我们就以这两本着作为中心,对这两种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做一比较,解释其所以如是的原因,并追溯其各自的西方思想渊源。
   一、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与历史主题
  在1928-1933年间,中国思想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直接引发这场讨论的原因是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及大革命的失败,这一政局上的大变动使人们生出清算过去以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要求。参加这场论战的,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托陈取消派,还有所谓“新生命派”。这场论争所关涉的问题也极复杂,由当时的中国说到帝国主义入侵前的中国,再说到中国封建制的历史,又由封建制说到奴隶制,再说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对这些问题,各派的看法大相径庭,甚至互相对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就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就其主要的势力及其发展方向来说,乃是个保有强大封建关系而在走向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的途中,这可以说中国一方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使全国成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封建关系”(注:潘东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高军编:《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托陈取消派认为,自从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的产物。”(注: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90页。)因为封建势力在经过了大革命之后,已“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的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注:《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78页。)。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则认为,近代中国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近代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中国政府仍是地主官僚政府,“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及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注: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或者说,“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而不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注:陶希圣:《中国之商人资本及地主与农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上,第115页。)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因为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实行土地革命;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革命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而对象是资产阶级,中国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而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所谓“士大夫社会”,则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就不适合于中国。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都产生于社会性质论战时期,无疑都受到了这次论战的影响。陈恭禄的看法与陶希圣的观点相似。他认为进入近代以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社会结构依然如故。政治上依然沿袭两千多年来的专制政体,“君权逐渐发达,至清无以复加”。经济上以农立国,“工业未脱家庭工艺之情状,商业则为小资本家之贩运”(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657、686页。)。思想上由于士大夫顽固墨守,仍未摆脱传统思想之束缚。社会构成上,家族为社会基本,士为最贵,其次为农,农下为工,工下为商。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传统社会”,其在论及近代中国政治情状及时人心态时说:
  中国政体自秦统一以来,相沿二千余年,未有剧烈之变更,历朝官制虽有损益,或名称不同,而实质上并无根本重要之改革。及至近代,国际上之关系日密,政府办理之事业增多,先进国家为谋公共利益之计,而大扩张政府之职权。中国处于十九世纪,环境虽异于前,而中央官制仍本于前代之组织,其职权之分配,多由于遗传与习惯,常无理智之根据,官吏之责任,尝〔常〕不专一。其仿自外国者,概归总理衙门办理,衙门兼管海关电报等事业,朝臣多不明了世界之趋势,不能比较列国之制度,辩〔辨〕别利弊,有所采用。郭嵩焘出使英国,记言途中情状,有所主张,书竟毁版,返国后废而家居。曾国藩、左宗棠等以为仿造外国之机炮轮船,训练军队,力即足以自强。慈禧太后则持中国政教远非外国所及之说。更自地方政府而言,制度复杂,阶级繁多,官官相管,而亲民之官常少,效率减低,行政上徒多困难,其当根本改组,实无疑义。(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75-576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论断则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即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变成了列强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列强的入侵又破坏了中国旧有的生产关系,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受着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始终不能独立发展,不能变更旧有的生产关系,这又导致中国成为一个半封建的国家,他说:
  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然而,我们却不要因此误会,以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渐次成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逐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的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是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3-4页。)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理解,就是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的不同理解,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主张。共产党人把近代中国社会理解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中隐含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统一的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李鼎声说:“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结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只有这样,中国史才能成为人类一般历史的一个支流,才能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民族的内在变化与外在关系,而变成我们一种有用的智识工具。”(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2页。)
  与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不同认识相联系,陈恭禄与李鼎声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陈恭禄认为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政治、经济、观念上的“近代化”为主题。他说:“及至近代,实用科学大有进步,世界上之交通日趋便利,国际上之关系,以商业政治之促进,大为密切。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国以悠久之历史,倾向于保守;领袖之思想,民众之观念,均其极端之表现。政治家不能认识其所处之新环境,而能断然有适当之处置。列强或欲适用西法于中国,或谋商业之利益,或求政治上之势力,或存兼并领土之野心,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问题,莫不失败。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第1页。)由此出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使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上之趋势,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其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故其取材,偏重于“制度之剧变,生活情状之改易”。(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自序》,第2页。)
  李鼎声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革命”。他说,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整个的国民经济屈服于国际资本的铁蹄之下,而日益加深其殖民地化的创痕。结果是国内的社会阶级因此起了分化,受着帝国主义驱策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的阶级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剥削制度的阶级站在另一条战线上,这样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斗争,由对立发展所引起的突变——革命,结局是要否定帝国主义与国内的旧生产关系,这便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变化。”(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7-8页。)由此出发,他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页。)故其取材,“偏重于富于历史意义之事实,如农民之战斗,民众之反帝运动,劳工之政治斗争,帝国主义之对立与阴谋”。而这些,恰恰是陈着中国近代史所疏略的。(注:试举一例说明之。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事件,在长达60万字的陈着近代史中,只是一笔带过,并称那只是时人的一种“夸张”和“自慰”。见陈着《中国近代史》第67页。而在李鼎声所着的不足2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中,对此事件的过程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并称“这是中国民众最初的自发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同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阶级是惧怕民众的反帝运动而甘愿作帝国主义的奴隶的”。见李着《中国近代史》第20页。)
   二、对中国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
  陈恭禄、李鼎声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历史主题的不同理解贯穿于两本近代史书中,具体表现在对近代史事与人物的评价上,“是否有利于近代化”或“是否有利于革命”是他们评判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两个不同价值标准。
  关于鸦片战争。陈恭禄、李鼎声两人的《中国近代史》,均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但所依据者不同。陈恭禄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由于受地理的影响,少与外国接触,加之周边国家文化又多不如我国,中国乃以天朝自尊,轻视外国,直到鸦片战争后,“于迭次败辱之下,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教育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故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注:陈恭禄:《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3号,1934年,第523页。陈恭禄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30年代出版的20余种中国近代史着作大都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李鼎声则称,之所以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径,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营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3页。)。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后果,两人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陈恭禄认为,中英之间的冲突起于误会,英国的要求是通商与平等往来,而“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拒绝与英方平等往来,是故“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战祸既起,林则徐“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而琦善则“洞悉英夷船坚炮利,而中国炮为旧炮,不足防守,主张抚议”,“其见解实高于时人”。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失败之原因,“由于不知英国之情状,海陆军之实力,而自信太深”。就其影响而言,中国虽然丧失了部分主权,但“五口开放之后,贸易之机会大增,外商教士之来华者日多”。“交通益便,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存生矣”。(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5、57、54、61、63、74、89页。)李鼎声认为,鸦片战争是欧洲资本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必然结果,“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虽然以输出商品为主,尚未发达到今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然商品生产已膨展到要求掠夺和竞争殖民地与市场的广大范围,这是毫无疑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开始得最早的英国在这时期自然成了东方诸国最主要的掠夺者。”战争爆发之时,林则徐在广东防守甚严,“又缮修战备”,使英军无机可乘,转而北上,进逼北京,清廷乃诏琦善署两广总督,罢林则徐职,“琦善至粤,尽反林则徐所为,撤守备,遣壮丁,并允偿英人鸦片七百万元”。后清廷再战,也未能扭转败局,被迫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仅使各国资产阶级得以自由地用鸦片来毒害中国的人民,而且更进一层保障了他们对于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掠夺的合法,扩大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网。从此时起,国际资产阶级得以利用大工业与商业来压倒中国土着的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及家庭工业。而中国农村由于外国商品的流入,与由此而加强的商人资本利贷资本的活跃,遂更加剧其破坏与衰落的程度。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的苛索——巨大的赔偿等——又更加紧了统治阶级对于平民的剥削,这样当然使中国国民经济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3、18、19、24页。)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陈恭禄认为,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一是由于清廷政治之腐败,外交之失策;二是由于人口增加,民众生计困难;三是由于会匪之流行,社会之不安。太平军初兴之时,“其军中多为愍不畏死之无赖,铤而走险之贫民,乘势附从之会匪”,其性质“殆无异于流寇也”。定都天京之后,颁行《天朝田亩制度》,“其受田之计划,一方面含有古代寓兵于农之意,一方面则本于孟子所言之井田”,惟其事过于理想,难于实现,“其难于实现之原因,则为中国耕种之地属于农民,其田多或不足二十亩,大地主之田,则多受之于勤俭耐劳之父祖。政府收为国有,给予代价,则时无法偿还〔付〕,夺而取之,则非事理之平。分受田地之先,对于国内田亩、人口,须有精查之调查与统计,而时实不可得。”就其思想而言,敬拜上帝,对于中国文化“摧残破坏,不遗余力”。整个来看,太平天国攻扰17省,历时17年始行消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50、143、178、144、150、218页。)李鼎声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是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结果。“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中国官僚、商人由榨取农民手工业者所得的浩大的财富之积累,本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向着资本主义的前途发展着,但由于陈腐的生产关系之桎梏,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法伸展起来,于是大量的财富积累除了供官僚、富豪的挥霍享乐外,一部分投入于土地中,形成巨大的土地集中运动”,“这样当然要求一个推翻陈腐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了”。之所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运动,是因为“太平天国虽然以打倒满清政府恢复汉人的自由与独立为主要口号,但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的贫农群众主要地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事实上不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是无法推翻基于此种土地关系上的满清政权的。自太平天国成立以后,为贫农手工业者所组成的太平军极力地破坏旧的土地关系——如焚毁地契借据等,这种土地革命运动,特别在太平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以后更是扩大着,尤其是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已经确立了明确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以废除土地的私有关系为基础的。”此外,“太平天国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如禁止买卖婚姻、纳妾蓄婢、禁止缠足、男女同等考试等等),废除了奴隶制度,取消了历来黑暗的刑法制度,其他如以新历代替旧历,禁绝鸦片,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是带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是,由于在客观方面,“地主、豪绅、商人、贵族之结合反攻与帝国主义之援助反太平军”,在主观方面,“太平天国缺乏强有力之领导阶级,不能使革命深入于广大之群众间,联系全国革命力量,扑灭反革命的中心势力”,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7、48、65、68、58页。)
  关于洋务运动(注:李恭禄和李鼎声两人均未在其着作中使用“洋务运动”一词,这里只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而借用这一名词,用以指同光年间的这一段历史。)。陈恭禄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论述同光时期的历史,他认为所谓中兴时期的政治,毫无进步。他说:“国内于大乱死亡之后……正宜研究外国政治之情形,海陆军之实力,工商业之进步,而可有所比较,取其所长,矫正固有之弱点。不幸朝廷上无富于经验刚毅果决之皇帝,强有力之政府,而能有所改革与建设也。”加之太后临朝,任用非人。奕xīn@①虽有远见,但为“避太后之忌,韬晦自立,对于朝议,不敢别持异同”。世铎和奕kuāng@②“二人识见庸陋,备员充位,对于军国大计,一无建树,唯求维持现状而已”。疆吏方面,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均负时望,但“曾左对外之知识幼稚,无比较中西政治优劣之观念”。“李鸿章熟悉外情,明了大事。”郭嵩焘之地位不及三人,但“其见解远出时人之上”。不过四人都碍于言官之诋毁,无所作为。至于外交,由于“总理衙门主办外交之大臣知识浅陋”,皇帝“怀疑列强之心理迄未改变,亲王大臣时以复仇为言,总署对于外使之要求,非万不得已,不肯让步,其已允许者,仍欲避免”,是故对外交涉,着着失败。最后他总结说,“自内乱平后,藩属次第丧失,列强在华之势力渐盛,朝廷初以中兴为言,后则淡视遭遇之事变,仍无改革。其所谓明知洋务之大臣,深信中国政教,远非西人之所能及,学其机械足矣。其顽固者且斥其用夷变夏焉。人民于乱离之后,其视政府毫无密切之关系,一如昔日。政府于祸患之先,从未事前预防,而能有所整理,人民深受痛苦之时,始乃救济,人民受其实惠者常少,朝臣且不知祸乱之主因也。国中祸乱之起,要以人口繁多,生计困难,秘密社会之横行无忌所致。”(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22、231、240、242、253、327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也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论述这一段历史,但对中兴时期内政方面的变革,如总理衙门的设立、机器局船政局招商局之成立、留学生之派遣等无一言及,而是专门论述同光年间中国与日英俄法的交涉,详细说明了日并琉球、俄占伊犁、法夺安南及英侵缅甸的历史。他认为,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以来,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之环攻愈演愈烈,“由于海外商业资本的活跃,英法等国已逐渐开始了资本的原始蓄积,国内资产阶级的蓄积的欲望亦就日益亢进。对于殖民地与海外市场的需要就成为欧洲资产阶级势力日益澎大之主要契机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4页。)显然李鼎声有意回避了同光年间内政方面的变革,而刻意突出了这一时期的外患,这与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的理解是一致的。
  关于戊戌变法。陈恭禄认为,“变法受外患之刺激而成,酝酿已久,其倡言者多为国内觉悟之优秀分子,而欲富强中国者也。”变法的中心人物是康有为,在他的推动下,光绪帝决心变法。自6月11日诏定国是至9月20日政变发生,发布一系列重要的改革诏书,所有的改革举措,“均切中国之积弊”,然而“康、梁诸人皆为文人,偏于理想,或不明了其时之政治实状”,“求治太急”,结果失败。总的来看,“变法乃清季之曙光,不幸摧残夭折,此清室所以覆亡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85、468、486页。)李鼎声认为,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是戊戌变法的总背景,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带动了国内资本主义的勃兴,这样“渐次使资产阶级的意识反映到社会政治方面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后,“一般具有接近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官僚觉悟到没有新的良好政治做基础,单靠军事上的新建设还是不足恃的,于是戊戌改革的轩然大波就此展开了”。但是变法遭到了清廷内部以慈禧太后为中心的旧党的反对,“他们忌妒新党的得势,唯恐自己的地位为新党取而代之”,于是发动政变,将变法运动扑灭下去了。“戊戌改革运动的失败,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广大的群众斗争做基础,康有为等虽能揭出资产阶级的改良思想,而因为仅依傍一手无寸柄的德宗做后援,这当然敌不过基础雄厚的反动势力。”“戊戌革新运动是已失败了,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甚为重大,它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驱,中国输入西洋文化的运动亦以此为启蒙时代,而国内的阶级分化也由此日渐明显起来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54、156、161-162页。)
  关于义和团运动。陈恭禄认为,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本为白莲教之支流”,“时方兴办团练,乃以义和团称之”。义和团运动,“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其人不知国际上之形势,缺少辨别是非利害之能力,恨恶外人,而力无如之何,仇视外人之心理,蕴郁日深,其报复之心愈毒。”由于其“心中存有恨恶之成见,而于不知不觉之中,袒护匪徒,甚者欲借其力,以杀外人汉奸而雪国耻”,终至激成战端。其时太后之所恃而与八国联军作战者,一为神祗,一为义民。“神祗虚渺……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耳。”失败固在意料之中,所可惜者,“中国于兵败屈服之际,而朝廷尚未彻底觉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01、557页。)李鼎声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北方农民、贫民自发的反帝斗争”,其爆发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从中国割去一块肥肉,以扩大其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用武力镇服中国的反帝斗争,以遂其自由侵略之愿,而觳觫于帝国主义的暴力前的满清政府又没有能力反抗列强的侵略。是因为如此,中国饱受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痛苦的民众才燃起反对帝国主义的忿火,才爆发残酷的‘野蛮的’大暴动。”然而“因为它一开始便不能将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反国内的封建统治运动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斗争,同时因为它是以流氓无产阶级做中坚,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这样就一面为国内的统治阶级丑恶地利用糟踏,一方面给帝国主义的炮火残酷地消灭下去了。然而尽管义和团暴动是充分地表现出流氓无产阶级乌合之众的散漫幼稚诸弱点,它始终不失为一个伟大的群众的反帝斗争。”(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66-167、165页。)
  关于辛亥革命。陈恭禄认为革命源于清廷政治上的腐败,青年之士“以为中国于数败之后,国势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于根本着手,切实改革”,于是力谋推翻政府。1911年四川铁路之争,清廷独断专行,“终乃造成革命成功之机会”,结果武昌一呼,四方响应,而政府应付革命,又“无一定坚决之方略”,“全受环境之支配”,最终灭亡。总之,“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厌士大夫望治之心”。就其影响而言,革命虽以改革政治为目的,“所可惜者,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协妥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利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袁氏成功,出于诡谋阴计,政治道德之卑劣,影响于国家者至巨。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尤有进者,革命共和本为政治上之名辞,其真价值在其代表实际以及人民所享之幸福为断”,“破坏原为革命过程中不易避免之事,其价值则在事后之建设,否则可谓失败”。(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593、607、619、626-627页。)李鼎声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盟会的纲领规定,它要实现民族独立,保障民权,解决土地问题,这表明“当时同盟会是具有进步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革命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幼稚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处处占优越的条件之下,自然缚住了手足,屈服在帝国主义的面前的满清政府,只是帮助帝国主义来缢杀国内的工商业,作了国际资产阶级掠夺农村的向导,扩大了农民与手工业的贫困化范围,这样就使国内的生产力受到了强大的阻碍与打击,此等生产力不能容纳过剩的劳动人口,更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竞争,于是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年的革命就这样勃发了。”关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李鼎声说:“辛亥革命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它却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清帝退位以后,仍是在五色旗之下掩盖着反动的封建势力,革命渐渐为反革命的幽灵所摧残所缢杀了。这一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没有发动全国资产阶级与农民彻底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一斗争,而惟凭藉军事的力量来击退反革命势力,造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现象。这种军事投机预伏了封建军阀嚣张的因子。第二,辛亥革命没有解决当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土地问题,即是没有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封建的榨取基础依然无恙的存在着,而广大的农民的生活没有得到丝毫保障,这就预伏了日后封建军阀残酷的榨取的张本。第三,正是因为单纯的军事投机成为辛亥革命唯一的战略,使革命不能深入到广大的群众中去,这样就使反革命的主要力量仍然占着优势,凌越革命的势力。例如北洋军队的主力并没有以革命去消灭,而且与革命军成对抗的形势,满清皇室与皇族甚至仍然保有其盘踞旧都的地位,一切的官僚军阀仍然参加新的政权。第四,辛亥革命没有执行反帝国主义的任务,革命政权不能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瓦解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这就使帝国主义得以利用封建势力来反攻及消灭革命。总之,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半殖民地消灭帝国主义及其奴役封建阶级、贵族、地主、豪绅、官僚的历史使命,没有建立起与反革命斗争的革命独裁政权,这是一个流产的资产阶级革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18、212、208、218-219页。)。
  关于五四运动。陈恭禄认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山东交涉的失败。他说:“山东交涉归于失败,我国代表称其原因,一为日本与英法诸国订有密约,一为七年(一九一八)中日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之照会,关于山东有欣然同意之语。主持铁路借款者,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也,三人有亲日派之称,言者斥为‘卖国’。”“风潮既起,通商大城之学生,闻风起应,或集队游行,或四出演讲,或检查日货,而皆废学。政府或捕囚首要,兵警或与之冲突,北京南京各有其例。商人迫于大义,表同情于学生,起而罢市,抵制日货,工人罢工。”他认为“学生用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但“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人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之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63页。)李鼎声认为,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他强调指出,这一运动是当时民族资本微弱发展的反映。“在世界大战中,中国民族工业乘战争正酣之时,得到一度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买办资产阶级而外,希望排除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独占与割据,希望实现中国的工商业自立,同时希望刷新中国的政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着起来,五四运动正是在此种觉醒的状态之下勃发起来的。”他又说:“实际上,在五四运动中站在前线的战士主要的还是一批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当时劳动阶级的势力尚未抬头,所以在运动中未曾起主要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在二七运动后才日益显着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在当时显然受到西洋——特别是美国新文化与新思潮运动的影响。四年间的世界血战使过敏的小资产阶级不能承认文化与经济的发达对于国家地位之重要。他们对于日本的横蛮掠夺不能再容忍了,对于亲日卖国的北京政府表示不能再宽容了,五四运动的轩然大波就这样掀起来了。”但是由于“半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毕竟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决心,他们更没有力量领导这一运动,使之转变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任务,他们反帝的对象只是一个日本……五四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上不能不承认流产了。”尽管如此,李鼎声认为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它“不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大划期,而且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大捩转。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亦以五四为启蒙时代,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总之,五四运动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分金炉,所有各种金属性质的文化思潮都投入这烘炉的烈火中,结果是分化出来了,中国的文化之转变斗争由此开始了。”(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1-243页。此时李鼎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1939年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解释有较大出入。1939年后,李放弃了他原来的认识,而采纳了毛泽东的观点。)
  以上我们对比了陈、李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到,陈恭禄从“近代化”角度看待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因而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及其后果多有肯定,而对国内民众运动和革命活动多有批评。李鼎声从“革命”角度看待这些历史,则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以批判,而对国内的民众运动及反清活动非常同情。
   三、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
  陈着《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写到1932年,李着《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则是1933年,这个时间也就是他们写完中国近代史的那一年。把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贯通起来,全部纳入“近代史”的范畴,这是3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着作的共同特点。当时的史家认为“五四”前后的中国历史并无本质的不同。陈恭禄从“近代化”的角度看五四,并不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甚至觉得学生的行动从长远看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正因为如此,陈恭禄并未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设专章或专节论述,只是在第17篇“民国以来的内政外交(续前)”中用了两个自然段的篇幅稍带论述了一下。显然他并不认为这一运动有重大的意义。(注:1938年出版的蒋廷黻着《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化话语”的另一典型文本,蒋在该书中对五四运动甚至只字未提,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民主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李鼎声从“革命”的角度看五四,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它未能“转变为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只有1925-1927年的大革命才可以称得上是继辛亥革命之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1、264页。)因此李鼎声也未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设专章,而只是在第15章中专辟了一节论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重要性是1939年后才凸显出来的。是年毛泽东首次系统表述了他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他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注: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五四运动的划时代意义由此确立,五四运动从此也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五四”之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就对内而言,是国、共两党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对外而言,则是中、日矛盾日趋尖锐。陈恭禄和李鼎声在各自的《中国近代史》中表现出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又反过来影响到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评价及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他们通过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和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来表达他们对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国家,形成一种怎样的社会这一问题的看法。只不过他们各自所关心的“中国问题”不一样,所得结论也完全不同。
  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处处体现出了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他谈到了中国人口的严重状况(注: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多次谈到人口问题。他说:“人口增加,为吾国之一重要问题,历史上之扰乱大杀,多由于此”(第248页);“人口增加,而生产事业未有进步,为社会不安之根本原因”(第831页);“人口已成中国现时严重之大问题,瞻望前途,更为危险”(第832页);“中国一切社会问题,多由于人口之增加超过生产事业之发达”(第837页),等等。),谈到了家族制度的后果(注:中国的家族制度自黑格尔以来不断受到西方学者的批评,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也猛烈批判家族制度。吴虞认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陈独秀认为家族制度为东方文明之特征,“东洋民族社会中各种卑劣不法残酷衰微之象”,皆与此有关(《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此后,对家族制度的批判有增无减,但到30年代,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在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批判重点在家族制度违背人性,此后的批判重点在家族制度影响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张荫麟称家族制度是中国民族前途的一大障碍物。“在中国生存斗争当中,我们应当赶快舍弃家族中心的道德而代以国族中心的道德”(《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陈恭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集中于家族制度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他说,在中国,“家族制裁之力,远过于政治权力,幼年时期,无论何事决于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门户,负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亲友之谊。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响,自由决定取舍者,为事无几,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其在政治上不良之影响,则家族之观念太重,国家之观念太轻,得意之时,不问是非,专为一家一族一地设想也”(第702页)。),但谈论得最多、批评得最多的是政治的分裂状态及士大夫的盲目排外和唱高调,也就是内政和外交的问题。关于内政,陈恭禄认为,中国政治上的问题,一是中央无权,地方权重;二是政府与人民无关,因此,“今日政治上之急务,首在中央权力达于各省,统一方法无论武力统一,或独裁专制,苟势力达于各省,任何代价之下,固远胜于武人割据,互相猜忌,拥兵自固,榨取于民也。次则开放政权,许民参政。盖民众与政治无关,虽由于政治上之遗传,而武人政客劣绅假造民意,阻挠民治之发展,政府且无善意扶持拥护之决心,实其失败之最大原因。”(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802-803页。)他认为,如果中国不统一,则各项建设事业无法进行,中国的近代化就无从谈起,而如果没有一个公认的领袖,则统一终不可能,“政治未上轨道,地方武人干政,所有计划直为空谈”(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801页。)。与强调政治统一相适应,他对苏俄(苏联)在中国的活动极为不满。他说:“俄国对华之外交,倾向于利用时机,对于北方议定协定,对于南方予以援助,阴谋相尚,煽助内乱,违反协定之精神。对于列强,则本于打倒帝国主义之思想,力谋驱逐其势力出于中国……苏俄政策则欲造成中国革命,共产党掌握政权,而乃不择手段,反而引起纷扰。”(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67-768页。)陈同时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持批评态度,认为“共产党操纵工会农民协会,顾除破坏而外,多无工作,其人盖多不能明了中国之情状,经济之问题,工人之生活,农村之需要,而徒造成游民专制而已”(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76页。)。因此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严厉措施。他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叛乱未起,政府尚未失其尊严,犹能维持境内之粗安,祸乱既作,人民失其遵守法律之习惯,遂至群盗蜂起。当局者苟或不严办理,则人民不能安居,而痛苦将倍蓰于前也。”(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18页。)
  外交问题同样是陈恭禄关注的重点。陈恭禄写作《中国近代史》时,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外交问题就是对日问题,也就是与日本战还是和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恭禄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因而主张与日本妥协,尽量避免战争,反对一切与日作战的“高调”。对于“九一八”事变以来出现国土大片沦丧的局面,他认为这是由中日两国的实力决定的,“中日战斗力相较,中国实难战胜,此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决非一人一事之咎”(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794页。)。联系到他对清季外交的议论,我们就可以看出“主和”是他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清季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居于领袖地位的士大夫愚昧无知、盲目排外。他说:“中国自订南京条约以来……于此五十余年之中,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多恃夷夏之说,严防外人,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经济状况,而比较其与中国异同之点,审察其利弊,以便施行改革。平日讲求八股小楷,茫然不知当时之务,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远非外国之所能及,胸中横有成见,自难明了国内政治上社会上之积弊,其昏庸傲慢,妨碍新事业之进行,乃为中国贫弱、外交失败之一主因。”他又说:“当斯时也,士大夫之胸襟偏狭,对外知识幼稚,而古今形势不同,环境大异,非其所能了解。遇有中外交涉,本于攘斥夷狄之思想,从不访知敌国之实力,高倡战议,失败屈辱之后,仍不觉悟,虚骄如前,列强乘其战胜之威,多所要求,中国损失,一次过于一次。”(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第435-436、654页。)类似的对士大夫的批评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随处可见。(注: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的第245、270、305、322、350、370、382、435、437、568、573、593、626、654、656、668、703、800页等处都严厉批评了士大夫的愚昧和排外,至于笼统批评时人外交知识幼稚、处置失当的文字则更多。)很可注意的是,“唱高调”一词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反复使用,如他在谈到道、咸时期外交失败的原因时说:
  (士大夫)好作大言,攻击他人。其言类多不负责任之高调,未尝亲历其境,不知当局者所处之地位,感受之困难,解决方法决定之经过,所根据之材料,常非确实之报告,以之立论,则远去事实……吾人应有之态度,则当平心静气,审查事实,辨其利害,以求有所补救。所可痛心者,士大夫猎取高名,徒以意气用事,逞其私见,而反有害于国也。每于外交严重之时,不问国中军队之战斗力,不明强敌之海陆军,嚣然一辞,主持战议,乃多造成大祸。(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245页。)
  陈恭禄对“高调”的批评与他对主和派的评价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琦善在鸦片战争时与英签订《虎门条约》,“其见解实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郭嵩焘在英法联军之战中主张议和,“其见解远出时人之上”。甲午之战,“李鸿章之主和,原为国家利益”。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袁世凯“衡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注:陈恭禄:《中国近代史》,第63、242、372、737页。)在陈恭禄看来,中国在国力尚未强大的情形下,应致力于建设,尽量避免战争,尽可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他说这是中国近代史给我们的又一教训。
  对士大夫的虚骄误国的批判,自清季末年以来就不断有人提出过。曾国藩、郭嵩焘、陈宝箴都曾在不同的场合对士大夫提出过批评。这样的批评,在30年代引起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共鸣。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人在《独立评论》上反复撰文,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主张中国应利用一切国际关系来缓和当前的危急,中国应尽可能地融入到国际社会中去,在国际生活中寻求出路。同样,我们在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主张和言论。显然陈恭禄的观点继承了近代以来批评士大夫的思想传统,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在问题的提出与政治动机上与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明显不同。李鼎声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问题有两个,一是封建土地关系问题,二是民族独立问题,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帝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封就是要打倒封建的土地关系,实行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解放。能否坚决执行反帝反封的政策,成了他评判近代史事成败得失的基本标准。李鼎声认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改变了旧式的农村经济组织和土地关系,“深入农村的商业资本之活跃使土地集中过程日益迅速膨胀起来,这种土地集中运动由于官僚制度的发达更加普及和扩大,贵族、官僚、商业资本主义与高利贷者在当时已成了事实上的大地主,这样就使广大的农民日益走入无地化的过程中”(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5页。)。他还指出,中国的土地关系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的,许多农民完全靠租佃地主的土地维持他们的生活。自耕农在一天一天地减少,土地的所有权集中到地主阶级的手中,旧时独立耕种的土地关系不复存在,因此“土地问题已经变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要彻底地解决它,当然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根本改变土地关系”。“中国的农民阶级应联合工人阶级以暴动的手段去破坏旧的土地制度”。(注:李鼎声:《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革命》,《平心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李鼎声在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看法与陈翰笙和钱俊瑞是一致的。陈翰笙认为,外国扩张,尤其是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后,打破了中国旧的经济平衡,使中国很快落入殖民地状态,从而导致中国农业出现破产化趋势。因此,“救国的关键在于解决农业经济各问题”(注:陈翰笙:《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而农业问题的核心,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注: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文集》,第72页。)。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建立在租佃制度上,“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是决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注:陈翰笙:《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农村经济参考资料之一),上海,1930年。)。中国的地主也与外国的不同,他们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们是地主,同时也是商人、高利贷者、行政官吏,“同时,许多商人、政客也可以变为地主”(注: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文集》,第60页。)。这是陈翰笙在30年代对中国农村问题与土地问题的基本看法。钱俊瑞在1929至1930年间参加了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工作,他的许多观点也受了陈翰笙的影响。钱俊瑞指出:“在中国,封建的关系还是农村中支配的生产关系,而帝国主义之侵入,并没有成为撕破这种关系的杠杆,反之,它却使它在更新的形态上重复生产起来。”(注: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钱俊瑞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陷入了破产的危机,“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底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同时这种危机又加深了中国土地问题底深刻,因此,目下土地问题底解决已属急不容缓”(注:钱俊瑞:《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钱俊瑞选集》,第243页。)。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吸收了陈翰笙、钱俊瑞等人的观点,并加以发挥,所以当他写完了《中国近代史》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感谢陈、钱诸人。(注:李鼎声说:“本书编辑之初,蒙陈翰笙、钱俊瑞、赵挹píng@③诸兄多方赞助,或假以参考资料,或赐以正确教言,纠谬校讹,惠益良多,书成之余,谨布谢忱。”见李着《中国近代史》“编辑凡例”附言。)
  李鼎声认为,除了土地问题外,中国的问题就是民族独立问题,也就是反帝问题。在对日问题上,他严厉批评了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认为它是国土沦丧的主要原因。(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98、303页。)他强调,中国的出路就是奋起抵抗,“中国决不能于发动民族的革命战争而外,希望完全靠帝国主义的冲突而得到解放”(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9页。)。甲午战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巴黎和会上英美诸国与日本的矛盾及“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查团所谓共管满洲的计划,只是暴露了帝国主义希图共同宰割中国的狰狞面目。(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248页。)他进而指出,反帝与反封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统一的。他说,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共同阻碍中国的发展。反帝运动必须与反封结合起来,否则就不能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经验。那种认为中国的革命只要反对帝国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内部的反封建势力革命斗争的主张是极端错误的。(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页。)
  以上就是陈恭禄、李鼎声各自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主张反映了30年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所谓民主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政治取向。
   四、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
  以上对比了两种话语的基本理论和主张,现在我们就来追溯一下这两种话语的西方思想渊源。
  综合前文,陈恭禄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看法是:(1)中国的制度与2000年前的制度相比,没有根本改变;(2)这种制度与西方的制度根本不同;(3)中国在采用西方制度方面困难重重。把中国社会视为与西方社会根本不同的一种社会,并且这种社会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这是自黑格尔以来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基本认识。黑格尔一反西方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中国的赞美,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没有]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着,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注:〔德〕黑格尔着,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7页。)此后,关于中国社会便出现了各种说法,如“东方社会”、“东方专制主义”、“治水社会”、“水利社会”、“传统社会”等等,停滞、封闭、落后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1930-1931年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史家陶内(R.H.Tawney)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国联的委托,对中国进行调查。在他随后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关于中国社会,他的结论仍然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的声音。他说:“一直到昨日为止,中国是在中国自己的轨道上行动,既未影响西洋,也未受西洋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中国之长期孤立,一部分因为中国自己的文明基础异常安定,另一部分是由于西洋在十九世纪继承了科学和技术的新财产之结果,所以,中国最近的历史之景色显得缩短了。当西洋还不知道那些根本的生活技术的时候,中国已经精通了某些根本的生活技术。当西洋用木犁耕作的时候,中国的农民已经用铁犁耕作,而当西洋已经用钢犁耕作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用铁犁耕作——中国,好象这种情形一个样,早已把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之一种型式达于一种高的水平线了,可是不会感悟到去改良它或是去革除它之需要。”(注:〔英〕陶内着,陶振誉编译:《中国之农业与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印行,第1页。)
  陶内的观点,代表了30年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这种自黑格尔以来的传统认识,也影响到了西方史家关于中国的历史叙述。从马士(H.B.Morse)到费正清,都把中国社会视为停滞、落后的“传统社会”,有待于西方的“冲击”与改变。西方关于中国社会的这种认识及西方史家的着作又影响到中国史家的历史叙述。就陈恭禄而言,他的《中国近代史》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描述,一方面是受了当时社会性质论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了西方思想界的影响,其中马士和陶内对他的影响较大。他在书中接受了马士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估计和构架,而材料主要来自陶内。在该书的“结论”一章中,陈恭禄引用了陶内调查报告中有关工业、土地、人口、资源、教育等方面的统计材料,来证明中国社会的“停滞”状况。
  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同样如此。西方对此问题的提出也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共和制度的试验在中国一再遭到挫折之后,“中国问题”成了世人共同关心的话题。1922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实地考察中国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书,书名就叫《中国问题》。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1)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政府;(2)在中国人支持下发展工业;(3)普及教育。(注:〔英〕罗素着,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此后,“中国问题”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广泛关注。1929-1930年间,胡适、潘光旦等人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问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人口、家庭等等。(注:潘光旦:《引言》,胡适等着《中国问题》,上海新月书店1932年版。)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因东三省问题的发生而更加关注其背后的中国问题。1931年11月在上海举行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其中心议题就是“中国问题”。陶内的调查报告《中国之农业与工业》,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一般认识。陶内认为,中国的问题很多,如人口过多,“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资养这种人口”;家族观念太重,“它使个人的生计变为家族全体的问题,使个人的收入变为家族全体的财产,因而削减了经济刺激的力量”。此外还有“残缺的交通、资本的缺乏、政治的动摇”,以及“几乎不息的内乱,没有中央一令而全国遵行的政府,农村的贫穷,依旧而迟迟不变的社会环境,通货(currency)和汇兑上的障碍,金融运输商业的关键由外国人统制。在本国有限的矿产资源之内,有很大的部分由外国公司去开采,并且其出产的一部分又被运往外国去做外国制造工业的基础等等。”他建议中国迅速改善交通状况,“这种需要之迫切,怎么说也不夸张”。同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区,“创造一个新国家”。(注:〔英〕陶内:《中国之农业与工业》,第131、13、167、113、211页。)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要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为中心,以蒋介石为领袖,这种看法,得到了当时主流派知识分子的认同。
  陈恭禄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题来建构他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体系。这套中国近代史话语,就其语源来说,主要来自马士的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Chinese Empire)一书。马士在他的这本着作中,以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及接受“西化”的程度为标准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时期。他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中外冲突时期(The period of conflict,1834-1860),中国屈从时期(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及中国被制服时期(The period of subjection,1894-1912),由此初步奠定了西方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冲击—反应”的“近代化叙述模式”。陈恭禄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不仅如此,在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解释上,陈恭禄也受到了马士的影响。例如,马士认为,鸦片战争“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关系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在这一事件中,琦善、伊里布和耆英“曾表现出政治家的品格和预测前途的能力,但是他的汉人同僚既曾盲目地主战于当初,又实行交战而不妥协于最后”。(注:〔美〕马士着,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5-286、358页。)可以看出,陈恭禄的看法与马士的看法基本一致。陈本人在1956年曾说,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是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的“思想渊源”。(注:陈恭禄:《对旧着〈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教学与研究汇刊》,1956年。)
  其实马士的影响并不限于陈恭禄一个人,当时主流知识分子都是认同马士的观点的。1934年马士去世时,有人撰文称马士“对于中国所发的言论,并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我们应当把它拿来作座右铭”(注:郭斌佳:《纪念马丁与摩斯二先生》,《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2号,1934年。)。可见马士在中国知识界影响之大。有的学者认为,马士之后,无论是西方学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中国过去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着作”,基本上都是在马士的基础上,“做了局部的补充”。(注:邵循正:《〈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中译本序言》,《邵循正历史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蒋廷黻可以说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他的《中国近代史》作为“近代化话语”的另一典型文本,同样深受马士的影响。在蒋廷黻看来,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文化的历史。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3页。)由此出发,蒋廷黻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近代中国的人和事。另一方面,蒋廷黻同样认为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内政方面的变革是对外交失败的一种回应。他的《中国近代史》通篇贯穿着一个中心问题:中国是何时,又是如何对西方的冲击做出回应的。虽然蒋廷黻在许多场合都批评过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并且渴望能超过马士的“蓝皮书历史”,“建构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历史体系”(注:〔美〕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页。),但实际上,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体系架构、叙事方式和解释思路上,蒋廷黻完全接受了马士的观点。(注:参见拙文《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复旦学报》2001年第2期。)
  如果说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主要源自马士的“中国对外关系”体系,那么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则主要源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中国革命史”体系。
  一般认为,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把中国近代社会正式定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上,但是在此前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及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已多次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注:有的学者认为,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来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是蔡和森,时间是1926年。见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1923年中共三大的决议案两次使用了“半殖民地中国”的表达方式。1925年苏共及共产国际内部爆发了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中国已变成为商业资本社会。拉狄克说:“中国的土地讲不到封建的特征,而是商业经济的土地占优势,商人占优势”,在中国“封建形式虽然存在,但终不能隐蔽现在的事实,这事实是说明利用那些形式剥削农民的阶级,不是封建时代的地主,而产生于资产阶级、商人及官僚的地主”。“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问题在政治上的意义是:因地主出身于资产阶级,而与商人及工业主发生密切关系,他本身或者在工业有股份,同时也投资于农村而成为地主。因此,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帮助农民反对他所受的一切痛苦,并资产阶级无解放农民之可能。”(注:〔苏〕拉狄克着,克仁译:《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海新宇宙书店1929年版,第249、252页。)而以斯大林、布哈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则认为,中国仍为封建社会。斯大林指出,在中国,“如果在许多区域里,地主和豪绅夺取百分之七十的收入,如果在经济、行政和司法上,地主们据有实际的政权,如果许多省份里到现在还有买卖妇女和儿童的事实——那末就应该承认,在这个中世纪局面中占统治的力量,是取特别形式而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封建残余”。他强调,否认这种封建残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错误”。(注:《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7、850页。)他又说:“共产国际立场底出发点是,中国农村中封建残余,及基于这种残余的全部上层建筑物,若督军、若省长、若张作霖这类军阀等等——都是产生且扩大现在中国土地革命的基础……唯其是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物,是中国基本的压迫形式,所以现在中国发生着伟大的(按自身力量及其发展)土地革命。”(注:斯大林:《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底任务》(1927年5月),《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863页。)可见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歧本质上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到中共党内就是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彭述之等人与中央的分歧。
  当李鼎声写作《中国近代史》时,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已在党内受到严厉批判,李在其《中国近代史》中也很自觉地批判了陈独秀等人的观点。他说:“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史上的历次革命运动时,在机械论者,就只能看见这是两种相反的势力之斗争,他们却不能指出每一次的革命是包含于社会内部的矛盾发展之结果。在中国的旧社会生产关系下面产生了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之发展结果是产生革命,而迟早要否定旧的生产关系,这是为机械论者所最易忽略的。机械论在另一方面自然会抹煞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与战斗。机械论者以为中国是溶解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复存在了,因此中国的革命只要反对资本主义,而用不着从事内部的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中国的革命在世界革命没有完成之前,是不能单独胜利的。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辩证的机械论的方法与观点。”(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0页。)显然,李鼎声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内部及中共党内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有关。
  李鼎声所着《中国近代史》主要受了两本书的影响。一是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另一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1929年间编印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注:斯伟:“序言”,见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该书始写于1926年春,完成于1927年初夏,其时正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辩论得最激烈的时候。拉狄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及中国国家性质的看法。1929年该书被译成中文在上海正式出版。李鼎声在写作《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显然参照了这一译本。他在文中多次引用过拉氏的论点,特别是他关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二章的论述,与拉狄克的相关论述基本一致。例如关于戊戌变法,拉狄克认为,“这段极深刻的惨史,很有许多地方可以同俄国十二月党的暴动事件相参照……不过在实事上无论是十二月党或康有为派都不是从资产阶级内出来的,都是还没有资产阶级发展的可能的。现在中国的改革者与革命者,应视康有为派这次改革运动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注: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80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有人将康有为等的改革运动比之于俄国十二月党(Decablist)十九世纪初端(一八二五年)的事变,这是颇相似的。十二月党是以抱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将校为中心的,其所要求的是废除封建的旧制、解放农奴、取消专制,而新党亦是主张改革旧的政治制度,兴办新的经济文化建设的,其中坚分子多为进步的新官僚。十二月党暴动的失败和康党的变法失败亦有好些相似点,不过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情况与十九世纪初叶的俄国不相同罢了。”“戊戌革新运动是已失败了,然它在历史上的意义甚为重大,它作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驱。”(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62页。)又如关于义和团运动,拉狄克认为,义和团运动的根源,“就是基于资本主义之侵入,引起中国的生活情形破坏,(引起)中(国)的民众愤懑而来”。“这次农民运动(义和团),决不是暴徒土匪的运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是他们被满洲政府利用了,可是他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注: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82-183、198-199页。)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写道,“虽然拉氏在分析中国革命的着述中有许多错误,但关于义和团事件的评论却不失为正确”。随后他逐字转引了上引拉狄克评价义和团的话,又说,“拉氏认为义和团暴动是和俄国的反犹太人运动一样的,俄皇政府利用农民反对农村资本家的情绪来反对屠杀犹太人,以转移他们反政府的目标,这种运动是反动的;同样满清政府利用农民与贫民的仇洋情绪来反对屠杀外国人,以消灭他们革命的意识,这种运动亦是反动的。”(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184页。拉狄克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还有几句话,关于义和团事变的根本价值,他有很多的地方,像俄国革命史上有[的]各种现象,如犹太人之屠杀褚巴妥夫派,沙皇因为所发生的民众运动,有反对他的可能,常常用这种方法,想把这种运动拿到自己手里。”见拉狄克《中国革命运动史》,第197页。)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拉狄克对李鼎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不过,李鼎声并没有完全接受拉狄克的观点。他对拉狄克的接受仅限于拉狄克对帝国主义入侵后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动的分析及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评价上。李对拉狄克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是持批评态度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已指出过。所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还有另一个语源,这就是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写的《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这本书是拉狄克被解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职务后,由米夫担任校长期间学生所使用的教材。(注:1927年5月3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学生谈话,公开点名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就被解除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离开了中山大学。此前拉狄克在该校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1928年中山大学没印的这套《中国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革命运动史》教材,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尚待考证,但就其观点来看,已与拉狄克的主张有较大出入。)书中自然较多地反映了斯大林、米夫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在有关农民土地问题及农民政权问题上,一反以前拉狄克的看法。拉狄克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已是商业资本社会,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斯大林则认为,中国乡村中的确存在商业资本,“可是这种原始积累形式的商业资本,在中国乡村中,与封建性的及地主统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商业资本借用封建制度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中世纪的方法……拉狄克同志底错误,就是没有了解这种特别形式,没有了解中国乡村中商人资本与封建残余统治间这种结合,同时保留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法和压迫农民的方法。”拉狄克否认中国乡村中有封建残余存在,“这是拉狄克同志的大错误,如果在中国没有封建残余,或者是这些残余在中国乡村中没有严重意义,那么,中国土地革命就没有基础了,也就谈不上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现阶段上的一个主要任务了”。(注:《斯大林与中国劳动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850页。)
  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写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教材对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这最鲜明地体现在对太平天国的有关论述上。该书认为,太平天国爆发的经济原因,一是农民破产和土地财产的集中,二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外流。就其性质而言,“它里边是蕴藏着资产阶级德谟克纳西革命的成分(就是消灭封建的土地关系,取消农奴,推翻旧的官僚,造成德谟克纳西的政治制度等等),它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暴风雷雨的先声”。但是由于“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几百年来和封建制度在经济上一直不断地相互勾结着,构成一支联盟的队伍,同时外国的资本家正想把中国作为输出商品的市场,强夺中国而不想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业”,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意义,它说:“太平天国最重〔伟〕大的事业,就是它的土地政策。他们在中国实行土地革命,这是此〔次〕革命最大的优点,他们消灭地主私有的土地,焚毁借约与田契,将土地分给农民。革命的领导者穷秀才们,没有法子解决最困难的官僚问题,贫农群众在这次革命运动中留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要求土地。是的,穷秀才们自己也想分点土地,因此太平革命虽有许多守旧的弱点,究其实还是带有进步性的,它推翻了中国经济上的封建制,太平天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就在此。”(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第2章(“太平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本段引文引自中山大学同一套教材的另一中文译本,因此书名略有不同),第5、35页。)
  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与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的相关论述作一对比,就会发现李鼎声同样强调革命前的土地集中化过程及资本的向外流动;同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土地革命;同样认为当时“全国的商业资产阶级都和土地的剥削关系结下了不解之缘,地主(包括豪绅)、高利贷者与商业资本家在农村构成了剥削贫农、中农与手工业者的三位一体”(注: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第44页。)。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要来自共产国际,李鼎声即使没有读过中山大学的教材,他对其中的观点也应该是熟悉的。
  总之,以陈恭禄和李鼎声为代表的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一种源自欧美,另一种则来自苏联。
  以上我们对比了陈恭禄和李鼎声两种《中国近代史》的不同之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多么深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现实政治所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对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历史从来就是怀抱着一种实际目的叙述出来的,史学家们在叙述历史时,往往顾念到了现在和未来。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陈恭禄、李鼎声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其后的命运各不相同。在1949年以前,陈恭禄所代表的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在“学院”中居于主导地位,而李鼎声所代表的革命话语则处于边缘地位。1949年以后,李鼎声所代表的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而陈恭禄的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了。他们之间正好发生了“角色换位”。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从“近代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文和着作又不断涌现,与30年代的近代化话语相比,现今涌现出来的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着作有新的特点,但其基本思路没有改变。从30年代到现在,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始终未能摆脱“革命”与“近代化”两种话语模式,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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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原字为讠加斤
   @②原字为匡加力
   @③原字为苹的繁体
近代史研究京111~149K3中国近代史欧阳军喜20022002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中国近代史/近代化/革命/陈恭禄/李鼎声欧阳军喜,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084 作者:近代史研究京111~149K3中国近代史欧阳军喜2002200220世纪30年代存在两种不同的中国近代史话语,一种是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另一种是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点、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西方思想渊源。中国近代史/近代化/革命/陈恭禄/李鼎声
2013-09-10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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