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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  ——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
宋代疑古惑经思潮与《诗经》研究  ——兼论朱熹对《诗经》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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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学可分为三大学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三大学派几经兴衰,各有特点,各有得失。〔(1)〕汉唐以来,“汉学”渐渐失去活力。至宋初,佛、老思想显得空前活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乃至使石介惊呼道:“举中国而从佛、老。”〔(2)〕以孙复、胡瑗、石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打着复古旗号,标榜王权,鼓吹道统,反对佛、道,复兴儒学;同时也从理论上批评了当时的浮靡文风,提出文章必须“述国家之安危”、“正一时之得失”、“写下民之愤叹”。〔(3)〕这与唐以前依据古注治经的做法显然不同。他们的言行或呼吁,打破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沉闷空气,成为宋代新儒学和诗文革新的先驱者。
   一
  从前人的一些记载和论述可以看出,“庆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甫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甫。”〔(4)〕刘敞撰《七经小传》,多出己意,与汉儒旧说不同;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以行政手段颁于学官,“视汉儒之学若土梗”。〔(5)〕对以“五经”为代表的汉学体系进行大胆的怀疑,大有另起炉灶之势。
  苏轼的《书传》,“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诰》为失礼,与诸儒说不同”。〔(6)〕朱熹则说:“某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7)〕
  程颐的《伊川易传》,专明义理。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辨《系辞》、《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孔子之言,指责其是非不辨,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本非圣人之言,“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8)〕
  对“三传”的怀疑,最引人注意的是王安石。他在《答韩求仁书》中云:“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9)〕关于《春秋》还涉及王安石的一桩公案:宋周麟之跋孙觉《春秋经解》说王安石“自知不复能出其右(指孙觉《春秋经解》一书),遂诋圣经而废之,曰:‘此断烂朝报也。’”尹知靖则认为:“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也;废《春秋》,非其意。”〔(10)〕林希逸则彻底为王安石平冤:“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11)〕即便王安石不欲废《春秋》,但他确实说过:“三传,既不足信”的话,至少会给别人留下疑虑或采取审慎态度,如朱熹就曾说:“《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敢措一辞。”〔(12)〕
  对于《周礼》,欧阳修指出:“《周礼》,其出最后。……汉武以为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何也?然今考之,实有可疑者。”接着在文中对可疑处一一进行考辨。〔(13)〕苏轼认为:“《周礼》之言田赋夫家车徒之数,圣王之制也;其言五等之君,封国之大小,非圣王之制也,战国所增之文也。”并作层层辨析求证。〔(14)〕苏辙更不客气,他说:“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以下历举《周礼》之三不可信,最后说:“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15)〕
  汉儒在为《诗经》作序、传、笺时,多有穿凿附会,曲解原文之处。唐以前,说《诗》者皆宗毛、郑,将其说视为金科玉律。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终于打破了毛、郑的世袭领地,变死水为活水,使之面貌一新。
  对汉儒《诗经》学进行大胆怀疑和批评的先锋人物是北宋时期的几位着名学者,且各有论着。欧阳修在《毛诗本义》中辨析毛、郑之误,并阐明己意。如毛、郑对《周颂·思文》篇中“贻我来牟”的传、笺,欧阳修认为“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其可信哉?《尔雅·释草》载《诗》者不以来牟为麦可知矣。”汉儒假托《诗序》为“圣贤之言”,苏辙则不以为然,提出质疑:“世传以为出于子夏,余窃疑之。”〔(16)〕并怀疑小序是卫宏所集录,故在《诗集传》中只取小序首句,余皆不取,并多有辨驳。此举不仅震动当时文坛,而且对后世也有影响,如《诗论》的作者程大昌,《诗集传》的作者朱熹。王安石则另起炉灶,自撰《诗经新义》,“对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17)〕。他们一反汉儒旧说,打破了“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的传统模式,推动了思辨学风的发展。
  如果说北宋时期欧阳修、苏轼等在总体上向汉儒《诗经》学体系宣战,并在部分问题上打开了突破口的话,那么,南宋时期《诗经》研究的革新者,则是重新对《诗经》进行全面地梳理、考证、阐释和研究,且多有新见。郑樵认为《诗序》不是圣贤之作,而是“村野妄人所作”。他在《诗辨妄》自序中说:“《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后,学者笃信康成;故此书专行,三家遂废。今学者只凭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疑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辨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18)〕书中专攻毛、郑,并采用内证、外证等方法,指出《诗序》中的谬误,证明《诗序》是伪托圣人的汉儒所为。王质本来对汉儒《诗经》学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没有采取直接批评的方法,而是抛开《诗序》,对《诗经》进行重新梳理和铨释,用了三十年时间,撰写了《诗总闻》三十卷,“别出新裁”、“自成一家”。〔(19)〕王质撰写《诗总闻》意在破旧立新,且有一些可取之处,其功不可没。但他“务造幽深”,书中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地方亦不少,“虽不可训而终不可废”。〔(20)〕
  从北宋的欧阳修、苏辙等,到南宋的郑樵、王质等,从怀疑《诗序》、废弃《诗序》,到重新全面解释《诗经》,已经积累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要对前人留下的经验进行总结、完善和提高,既要具备客观条件,又要有一代大师的出现。理学大师朱熹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进行了更为深细的探讨,所撰《诗集传》,弃旧序,写新序,以直求本经的态度,对《诗经》作品逐一进行重新解释,既维护了他的正统立场,又揭示了诗的真实面目,且能自圆其说。其书影响颇大,正如王应麟所说:“一洗末师专己守残之陋”、“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21)〕至今其中不少成果,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
  在新说中,朱熹的《诗集传》影响最大。一方面,他利用《诗经》宣扬理学,适应了当时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的考释疏解,简明扼要,便于学习。从思维素质看,朱熹具有自我选择、自我决断的能力,仅以他对待前人的态度看,也是值得肯定的,他说:“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朱熹治学,向以谨严、圆通着称于世。对待前人成果,既不盲目信从,又不一概排斥,而是反复阅读比较,独立思考,多方鉴别,取其合理部分,融以个人见解,生发新义。虽然他的基本观点与汉儒无本质区别,但他在《诗经》疏解等方面,能把儒家思想“一以贯通”。在字词注释方面,简明扼要,连贯易懂。
  汉唐以来,传统守旧的经学家,一般都是以求同性思维方式疏解《诗经》,没有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最多不过是修修补补而已,朱熹则敢于质疑,善于解疑,发现新道理,体现出思维的求异性。
  表现之一就是:前人未曾涉足而他却能独辟蹊径。
  以往的经学家,根本没有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看。朱熹则不同,他把《诗经》与其它纯粹的经学典籍区别开,主张研读《诗经》还须有一副文学眼光:“圣人之言,在《春秋》、《易》、《书》,无一字虚。至于《诗》,则发乎情,不同。”“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易》、《书》,一字皆有理。如《诗》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看《诗》,义理外更好看文章。”“读《诗》无理会,只看大意。”主张以文学的眼光读《诗》,不须理会义理。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朱熹在思维方式上与墨守成规的汉学家截然不同。
  就《诗经》研究而论,朱熹确有不盲目因循传统之处,有着思维的自主性,能独立思考问题,这就使他的思路得以打开和拓宽,在思考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变通性,在语言表达上不求古奥艰涩,而是力求通俗流畅;善于通过不断思维反馈,进行集中综合,比较鉴别,提炼总结,得出的结论具有独特性。正如朱熹自道:“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五六分。却看诸人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他认为读《诗》“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的,不立一个字”,切忌先入为主,“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着,意思自足”。汉学家往往将《诗经》当作宣扬封建道德伦理思想的工具,排斥《诗经》的文学性,“今人多被‘止乎礼义’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说”,提醒后人注意。朱熹一再强调要“平心看诗人之意”,肯定诗歌的抒情功能:“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穿凿坏了。”一律按“美刺”说来看《诗》,必然会穿凿附会,曲解诗意,将作品弄得面目全非。朱熹别具慧眼,看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并无本质区别,都是“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他在《诗集传·序》中明确指出:“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能够从文学的角度对《诗经》中的《风》诗或爱情诗,作出明确的阐释,恢复作品的原来面目,这是他研究《诗经》独到之处,昂昂然如野鹤之立于鸡群,不胫而驰!
  表现之二是:敢于推倒常人不敢推倒的权威“宝座”的。要推倒《诗序》的权威地位,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要有深厚的学养,否则,不是空喊一阵子,就是实力不足而收效不大。
  朱熹对《诗序》的认识也经历了信序、疑序、弃序的过程。在当时许多人“皆云《序》不可废”的情况下要否定《诗序》的话,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某解《诗》多不依他《序》。纵解得不好,也不过只是得罪于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诗》上下文意,则得罪于圣贤也。”朱熹明知会得罪人,但是,为了追求真知,他本着务实求真的态度,果断决定:废序言诗。
  朱熹对《大序》和《小序》的态度有所不同:“《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大序》说‘止乎礼义’,亦可疑。”“其间亦自有凿说处。”至于《小序》,在他看来,“全不可信”。他认为“《序》出于汉儒”,并非“圣贤之作”,而是“后世陋儒所作”、“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小序》之所以不可信,主要是由于“其《序》与《诗》全不相合”,往往穿凿附会,主观臆解,“反乱《诗》本意”,甚至斥之为“胡说乱说”。“今读之无所感发者,正是被诸儒解杀了”。这种做法,“误后学多矣”:“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为此,他感叹道:“《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这种情况岂能容忍!因此,要恢复《诗经》原貌,首先必须破除对《诗序》的迷信:“今但信《诗》,不必信《序》。”“不可据《序》作证。”
  为了求真,一切不符合事实的说法和做法都敢于怀疑、否定和修正。即便触动权威,遭到非议,也不违心屈就。谁对谁错?都要摆到事实和理性的公堂上予以决断。这种思维的自主性,有着鲜明的目的性:求真。求真的驱动力是来自本人的学术良心,“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今某说,皆直靠直说”。朱熹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这可以从他的《诗集传》、《诗序辨妄》、《朱子语类》等有关《诗经》的言论中得到验证,如对《二南》的看法,朱熹认为“《二南》亦是采民言而被乐章尔。程先生必要说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从。”谈到《关睢》篇,有人问:“程子云是周公作。”朱熹答曰:“也未见得是。”又说:“后妃自程先生以来失之。”有人又问:“‘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孟子引以为周公,如何?”朱熹答曰:“孟子引经自是不仔细。”对于《诗经》中的爱情诗,朱熹虽以轻蔑的态度称“郑、卫诗多是淫奔之诗”,但他不像汉儒解诗多牵强附会,动不动就与政治挂钩,失去原意,而是把这类诗视为“男女相悦之辞”、“男女相赠答之词”,“男女相与歌咏以言其伤”(引班固语)。《搴裳》明明是“男女相咎之辞,却干忽与突争国甚事?”“《狡童》诗是《序》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当是男女相怨之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内容,不过是些“淫乱之诗”而已!甚至说:“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这显然是针对孔子而发的。他解释道:“所谓‘思无邪’,读《诗》之大体,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22)〕在具体问题上,即便是“圣贤之言”,如果有不妥之处,朱熹也不一味相从,而是提出不同看法,或作出本人的解释。但他也不像他的后学王柏那样走极端,把《诗经》中的三十二篇“淫诗”砍掉,充当扼杀《诗经》爱情诗的“杀手”。
  表现之三是:攻难关,立新说。
  面对许多人没有攻破的难关,朱熹知难而进,有一种力图突破旧说、建立新说的创新意识,这是创造性思维的显着特点之一。就以对“六义”的解释来说,历来都没有较为合理、准确的说法,朱熹多次表示了这种看法:“‘《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这里所说的“先儒”也包括程颐在内,“《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却又说从别处去。……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仔细看这道理,便只恁说却。”“前辈都理会这个不分明,如何说得《诗》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见得。”虽然朱熹是二程学说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但他毫不隐讳地指出程氏在“六义”解说上的不足,批评先儒的不“虚心”、“不仔细”,乃至不着边际地“说从别处去”。当然,要修正先儒的偏差或错误,光有勇气还不行,还得拿出站得住脚的新成果。这就需要具备创造性思维的素质和深广的知识积累。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与综合利用前人或他人思维成果是分不开的。朱熹面对何谓“六义”这个难题,抓住不放,在占有详尽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把握材料的个性特点,从中概括出事物的规律性,并能运用这些规律来解决矛盾或问题。即如他对“六义”的阐释,就比别人高明得多:“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即音乐的分类。赋比兴是表现手法:“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兴只是兴起”,“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钩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他还指出:“兴,比相近,却不同。”这不同就在于:“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又说:“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而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既不违背原意,又说得明白。这与郑玄的解释截然不同,他说:赋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23)〕难怪朱熹要说“先儒更不曾说得明”白了。然而朱熹并没有回避这个难题,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诗经》中的比兴下了比较恰当的定义。
  理性思维的发达,是人们摆脱汉儒经学和章句训诂之学的标志。宋代的《诗经》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要算朱熹。他不仅敢于质疑,而且善于解疑,提出新证据、新见解,取得了超越前人或同时代人水平的新成果,将《诗经》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这与他的自主性思维、求异性思维分不开,这种思维方式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探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与那些具有求同性思维方式的汉学儒者不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学《诗经》学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使《诗集传》成为公认的传本。
  上面我们重点论述了宋代疑古思潮中哲学思想的解放和思维方式的更新,给《诗经》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当时所出现的某些新变化和新成果。笔者是从宋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方面来看这股文化思潮的,并对其意义、作用和功绩,给予历史的评价。至于这股思潮中所出现的一些偏颇和朱熹等人自身出现的矛盾现象,以及后来疑古派逐渐走向反面等情况,因不是本文论述重点,只能点到为止。不当之处,望方家正之。
  注释:
  (1)周予同在《经学历史·序言》中说:“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
  (2)《怪说》。(3)孙复:《答张洞书》。(4)吴曾:《能改斋漫录》。(5)(10)语载王应麟《困学纪闻》。(6)周予同:《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7)《朱子语类》。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朱子语类》卷80至卷81。
  (8)(13)《欧阳文忠公全集》。(9)《临川集》。(11)朱彝尊:《经义考》卷181引。(12)《朱晦庵集·书临漳所刊四经后》。(14)《东坡续集》。(15)《栾城集》。(16)《诗集传》。(17)《宋史·王安石传》。(18)载马瑞临《文献通考》。(19)(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1)王应麟:《诗序考》。(22)《论语集注》。(23)《周礼注》。
  (本篇系作者参加“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作者殷光熹,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 杨杰)*
  
  
  
思想战线昆明41-4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殷光熹19971997 作者:思想战线昆明41-45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殷光熹19971997
2013-09-10 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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