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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序
易中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序
易中天     阅读传统中文版

 

易中天同志的这本《<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是以其硕士论文为基础而扩充修改完成的。对于他的硕士论文,我当时颇为欣赏。我们的祖先在各个时代不断创造积留下丰富优秀的文学遗产,其内蕴的精深丰美,如山泽之探取不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焕发出新异的光辉。我们作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后继者,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要任务,在以新的时代眼光对那些遗产进行整理发掘,推陈出新的时代意义,为我们创造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易中天同志以现代的美学观点对《文心雕龙》所作的探讨,正是符合当今时代的要求的。

《文心雕龙》是自周至晋一千多年文学创作的总结,举凡所有文体及有关创作的从构思而至各种表现方法及手段,以及鉴赏品评,无不“深极骨髓”地加以论析,其系统之完整,论述之详审,识见之卓越,笔调之精美,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之宏伟专着。全书虽纲目毕具,义各有归,然事理相关,互多牵涉,纷纶杂陈,易滋喧惑,要别具所见,理为条贯,重加阐论,正如刘勰所自诩,“弥纶羣言为难”的。中天同志运用现代美学眼光,从《文心雕龙》中有关文学本体、创作精神、审美理想三方面着重申论,所有本书中这三方面有美言辞,无不爬梳列举,并酌取其他典籍之文,以为佐证,言来俱能切中事理,惬当人心,其构思之精,用力之勤,可以想见。而其总括《文心雕龙》全书义脉,如万流之汇聚于海,归于“自然”,可谓探得骊珠所在。这本着作的面世,无论是对于理解《文心雕龙》的义蕴,或对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应走的途径,都是重要的贡献。

我早年就很喜爱《文心雕龙》,但觉其体大思精,须专力攻治,而一直不遑顺及,故近数年来学术界为该书的讨论尽管那样热烈,我连作壁上观也说不上,一直是远离论坛。今天,易中天同志要我为他的这本着作写序,我只能藉此谈点粗浅的感想。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从文学本体以至创作标准,都贯彻了“宗经”、“征圣”的儒家思想。在这方面,可能被认为是刘勰文学思想的一种局限,我却认为其中存在不可磨灭的文学至理。他在《原道》中说,孔子“镕钧《六经》,……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能“弥纶彝宪,发辉事业”,“鼓天下之动”,对于人类社会有这么巨大的作用,因此,他要求作者“摘文必在纬军国”,要能“兴治济身”,“弼违晓惑”,不能“无贵风轨,莫益劝戒”。他所要求的文学创作能具有的这些重大的作用,是文学本身生而与俱的。这一认识,在我们今天尤感重要。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的产生,就是为了反映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前进。因为作为社会的人,为了存在,为了繁殖,必须关心社会,社会的治乱,直接关系着人的生活及生存,而从人的头脑中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文学,必然要反映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给予积极的作用。这是文学的天然职责,即刘勰所谓的“天地之心”,“自然之道”。可是就是这人所共知而成为常谈的道理,有些人并不记得或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认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是在抗日战争最艰巨的时代说的,自然有较浓厚的火药气味。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是永远存在的,尤其在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学对社会人民的教育任务尤为突出。大家都知道的一句话: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崇高的荣誉职称,对于正在大力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时期的作家来说,其应产生的责任感是非常重大的。

运用文学这一工具来教育人民,推进社会,必须掌握大的方向。今天我们都很明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基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使我们的文学繁荣发展,发挥出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巨大作用。刘勰主张的文须“宗经”,正是深明文学创作须有大的方向这一道理的。刘勰身处刘梁时代,政治上争夺频繁,哲学思想上释、道流行,就是释、道思想,他也是有所承受的,而他在文学创作上主张“宗经”,乃是他认为儒家经典义理能“参物序,制人纪”,仍是治危安民的良方,适合他对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要求的。当然,儒家哲理之于封建政治,四项基本原则之于“四化”建设,性质迥异,何可比拟。然如航海之有定向,事物之理,古今仍是一致的。至于儒家思想对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之功过得失,则是性质不同又当别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了。

刘勰认为儒家经典之文“参物序,制人纪”的同时,还可“洞性灵之奥区”,“五性发而为辞章”亦“神理之数”。这样也给我们表明,文学的社会功用,主要的“纬军国”之外,人的一切生活感情无所不在,“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亦可见其一端,因为所有情文之发皆得其正,无不有益于“纬军国”的目的的。自此想到我们今天对文艺功能的要求。为了适应今天新的时代,我们的文艺思想大为解放。我们的文艺不限于为工农兵服务,而是要为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贯彻“双百”方针,文艺的天地无限广阔。我们除了从某些重大题材表现出人的高贵品质,也应从许多日常生活描写中展示人的优美的精神世界。由于是人们熟习的日常生活,更使人觉得亲切而易受感染,其对于读者的浸润之功是不可估量的。

从我国古代诗歌中,我深切感到其对人的涵养移情之功。读屈原、杜甫的作品,他们那种关怀国家人民的惠悯之情,深重有力地激励着我们,有助于增强我们尽忠国家人民的志气。即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何尝不能裨益于我们高尚情操的培养!陶渊明深恶当时世俗之浑浊而“有志不获聘”,便决然脱去,归到田园,亲事农业劳动,一任本真,无所矫饰,虽备历艰困,而恰然自得,志气无所变移,“不慕荣利”,“志怀得失,以此自终”。读其诗文,诚如昭明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并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亦“有助于风教”,可谓能深知渊明,而肯定其人品文章“有助于风教”,识见尤为卓越。渊明少壮时也曾“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并非是无心世事的,及看清现实黑暗,便决然与绝,不同流合污,虽憔悴亦不辞,而且“怡然自得”,读他的诗文,真觉“古道照颜色”。就是在今天,他的高尚真朴的精神情操,也可有益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如陶渊明当身抱重疾,“偃卧瘠馁有日”了,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馈以粱肉,麾(挥)而去之”。这真是一副知识分子的硬骨头典型,前辈朱自清先生在生活艰难时拒受美援救济物资,不也就是与此同类的表现吗?这种精神,在今天如能对我们有所感染,何尝不可增强一些对不正之风的抗拒力量!

谈到陶渊明,即感到《文心雕龙》中存在的一个问题,通观全书,不见渊明踪影,虽然《隐秀》篇中提到“彭泽”,而此语在伪作补缺一段中,看来似乎作者尚不知有陶渊明其人者。事实当不然,渊明虽隐居田园,而其人与诗文早即为世所知,与其友好的颜延之为作《陶征士诔》,盛称其人品之高尚。锺嵘《诗品》对其诗有所品读,而昭明太子萧统搜校其文编为一集,并为其作序及传,极赞其文章及人品。以刘勰之闻见广博,对渊明当不至竞无所知,何以竟无一语道及?我想这还是由刘勰的文学主张所使然。在当时文学创作倾向于极力追求形式美的时代,而渊明独自卓然标举朴素清淡的风格,在当时确是不合时尚的,如颜延之的诔文主要的是赞扬其人品,对其文学创作但言“文取指达”,文具“指达”,与颜之辞采绵密在艺术风貌上相去甚远。可见颜之与陶,虽因气性相投而情谊笃挚,而对陶的为文并未心许的。刘勰在文学创作上虽首重内容,同时亦注重形式,尤强调辞必有采,故称“颜谢重叶以凤采”,而无视于颜谢同时的陶渊明。《文心雕龙》特具的时代意义,一方面着重从当时文风中的虚滥弊端加以箴砭,同时又主张文须辞采彪炳,这一主张,正表明了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可他却因此忽视了文学作品另具的一种朴素之美,并对其素所重视而在陶诗中最为可贵的“真”亦不之顾,在这方面远逊于锺嵘和萧统。锺嵘虽由于某种不恰当的原因而将陶诗列于中品,而其评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极为精当。昭明亦谓渊明“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于青云而直上。”阐扬出了渊明文学创作出类拔萃的风格,可谓独具慧眼,而刘勰见不及此,未免有所偏蔽。

在《文心雕龙》中,有陶渊明情况类似的还有鲍照。刘勰全书所论,止于晋代,刘宋之世,偶亦触及,如《明诗》篇亦曾概述“宋初文咏”,而《时序》篇言及刘宋人才之盛,多所称举:“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沉之徒,亦不可胜也。”鲍照创作,体兼众制,诗赋铭颂,俱卓越当时,即颜延之、谢灵运亦有所不及,其他诸人,更不必论。而刘勰历举诸人中独未见鲍照,而鲍答以“初日芙蓉”及“铺锦列绣”之喻,当时即传为口实。锺嵘《诗品》及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亦并曾论及。锤嵘嗟叹鲍照“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面。在这个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人们的文学眼光,总不免要带些势利的成分。即如锺嵘,他能深知渊明诗风之美,正合他所主张的“直寻”之旨,然仅列之中品。对陆机的诗,亦指出不及公于、仲宜,“有伤直致之奇”,显然不符合他的“直寻”主张,竟列于上品。这种抑扬之间,恐不免有所奉于世俗之见。鲍照之所以遭遇如此,如其所自谓的“孤门贱生”当亦其一因。刘勰之所以无视于鲍照,更主要的有他文学思想的局限一面。锤嵘曾论鲍照“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属”。而萧子显在《齐书·文学传论》中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更具体地阐发了“危仄”的状况,大有“天下之恶皆归焉”之势,这一切正是刘勰所认为的“好异之尤”,大乖雅正的。萧子显的这一看法,正可代表包括刘勰在内的正统保守观点。对鲍照的这种看法,当从其《行路难》诸作而生。这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俱能令人耳目一新,标志出诗歌发展新的里程,可在刘勰看来,应是“讹而新”了。实则鲍照在其中宣泄的孤贫之愤,也是远符“劳者歌其事”的义旨的,倘因而如此遭受摈斥,恐亦过分严守“诗、持”的义理了。鲍照之不见于《文心雕龙》,以上两点,纯属推测,然揆之事理,亦唯如此可言。

以上所言,皆显而易见,人所共知,而亦个人宿昔所感,有会于心,藉此表达出来,也说不上什么“一得之见”了。

 

 

胡国瑞

1987年4月13日

2010-08-24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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