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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群体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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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434(1999)05—0096—04
  中国现代文学30年,某种意义上即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在世纪之交,回顾本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个理应受到关注而事实上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文人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们。其成员组成、编辑策略、编辑素质与变动的主张,都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本世纪20年代,读书人以科举取仕的梦想早已被辗得粉碎。既然“百无一用是书生”,既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好梦不再,那么,该时期的读书人便迫切探寻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为理想也罢,为生活也罢。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坛,适应当时国情、民愿的需要,加之现代印刷工业技术的引进,各种报章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据统计, 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余种。其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全国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增到100余个。 大量期刊、报纸的产生,为当时国内“出仕”之梦已破损的读书人提供了出路,大量的编辑由此产生。同时另一部分读书人远涉重洋,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生出许多新的理念与希望,回国后也投身于编辑行列。最令我们感喟的是其时各刊的主编,尤其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各领风骚的诸刊主编,竟都是文坛上的大家巨子,这些文学豪杰的直接参与,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 开启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尤其是1917年迁到北京以后,《新青年》更成为了推进新文化、提倡新文学运动的策源地。其主编陈独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有理论、有修养、有个性。陈独秀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刊物应该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和赛先生(即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正是这种大包大容而又自有主张的编辑策略使得《新青年》杂志成为了反封反帝的重镇。成立于1921年1月的文学研究会, 以经过改革的《小说月报》作为其会刊,主编为茅盾。《小说月报》的编辑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文学研究会简章》,《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小说月报》团结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现代文学史奉献了大批异文奇章。创造社1921年6 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刊》、《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这批刊物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他们同时又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注: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926年4 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辟《诗镌》作为新月社的代表性刊物,宣称“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作一件认真事情做”,以探索新诗发展道路,从而使得新诗在艺术上臻于成熟。
  30年代的文学期刊主要有蒋光慈的《拓荒者》,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丁玲主编的《北斗》,姚蓬子、周起应主编的《文学月刊》,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半月刊等等,这些刊物推动着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的大潮奔涌;此外,当时还有王统照主编的《文学》,郑振铎、章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巴金、章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周作人、冯文炳、冯至等编辑的《骆驼草》,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沈从文、萧乾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等主编的《水星》,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罗隆基等编辑的《新月》等等自由派报章杂志。
  40年代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的局面。文协的会刊是《抗战文艺》,在编辑策略上,它主张高昂的、向上的创作,倡导英雄主义,色彩鲜明而单纯。在编辑文章的文体上,它更趋于新闻性、纪实性作用。这种主张的实行,对正处于国难当头的中国人的精神振作与提升,其功自然可以想见。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国统区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迷惶、沉郁、凝重的面貌,显示出自身无法把握命运的摇摆性。而此时的解放区,文学面貌却呈现出另一种品格。如《文艺战线》、《战地》、《诗建设》、《文艺突击》、《草叶》、《谷雨》、《文艺月刊》等等刊物都有共同的作品题材、主题的处理要求与特色,力求表现当时的新题材、新主题、新人物。以《人民文艺丛书》所收的177件作品为例,其中写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与军队生活的101部;描写农村土地改革、减租、 复仇清算等各类阶级斗争,以及反对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主等封建现象的,共41部;写工农业生产的16部;写陕北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历史故事的7部; 其他的有12部。从这个题材分布可以看出解放区文学集中于写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现实性、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所表现出的题材的同向性与崭新的生活形态面貌,也是文学史上所独有的。
      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群体,思想的开阔广度,理论触角的敏感度,都至为奇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凸现出了时代的独特风采,而这种风采的最突出者,就是他们海纳百川的思维容度与冀望于海外思潮以改铸本国文学的热忱努力。
  现代文学革命的发动者们通过翻译作品来介绍外国文艺思潮,向闭塞的中国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现代气息。“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实际上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最先兴起翻译热潮的杂志是《新青年》,从第1卷始, 它先后译刊了举世闻名的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契诃夫、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刊行,迅速扭转了当时言情小说、黑幕小说占据文坛的不正常局面,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域外海风。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6号破天荒地出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了《娜拉》、《国民公敌》等三篇以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为宗旨的剧作,这与五四精神正相吻合,影响非常广泛,一时间,许多学校纷纷上演。易卜生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巨大波澜,青年人都如痴如狂地喜爱他,也几乎没有一个青年学子不谈到他。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翻译活动迅速开展,其规模和声势可谓空前。《新潮》、《少年中国》、《文学周报》等许多刊物都大量刊载翻译作品。《小说月报》还专辟“小说新潮”、“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发表外国文学作品,及时报道海外文艺思潮和文坛动态,介绍外国作家生平及创作。《小说月报》刊发的翻译作品大多是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流派中的西方文学作品。创造社在翻译方面,重点译介哥德、雪莱、海涅、济慈、惠特曼、雨果、王尔德、罗曼·罗兰、泰戈尔、波特莱尔,以至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其中大多是浪漫主义作家,也有一些属于现代派或非理性主义、泛神论的作家、哲学家,涉及面很宽。
  1929年出刊的《沉钟》周刊、半月刊,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思潮及作品,尤其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
  30年代“左联”编辑出版的译作有700多种, 其中又以苏联作品为最多,影响最大的有: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早期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以及《十月》等同仁作品和西方进步作家辛克莱的《屠场》、《都市》、《石碳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巴比塞的《火线上》,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等。
  由鲁迅、郁达夫、茅盾主编的《奔流》、《译文》杂志,当时也集中译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尔斯泰、莱蒙托夫、密支凯维支、斐多菲、契诃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而1935年郑振铎主持编辑的《世界文库》,规模之宏大,翻译之精深,尤其轰动一时。西方名着大都于此时被介绍入中国,如丽尼译的《贵族之家》、李霁野译的《简爱》、张竞生译的《忏悔录》、傅东华译的《唐·吉诃德先生》、鲁迅译的《死魂灵》、郭沫若译的《浮士德》、伍光建译的《十日谈》,等等。
  40年代迫于战争的形势,翻译作品中的宏篇巨制有所减少,然而精品仍然不断涌现。而新兴的报刊仍以借鉴域外先进发达的文化资源为己任,在精神上仍然与二、三十年代一脉相承。郭沫若、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茅盾、巴金主编的《呐喊》,胡风主编的《七月》,、《新华日报》,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罗荪主编的《文学月报》,郭沫若主编的《中原》,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胡风主编的《希望》,茅盾、巴金主编的《小说》月刊等相继成立。可以说,从抗战文学发展的初始阶段,作家们便在苦闷傍徨之中将探寻的眼光投向了域外。在上海以《时代》、《苏联文艺》与时代书报出版社为中心,及时译介了《日日夜夜》(西蒙诺夫)、《青年近卫军》(法捷耶夫)、《虹》(瓦西列夫斯卡娅)、《前线》(考涅楚克)等反法西斯的小说作品。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司汤达的《红与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俄罗斯及西方文学的里程碑着作,以及西方诗人里尔克、艾吕雅、艾略特、奥登的作品,都陆续地被介绍到中国来。
  毫无疑问,上述西方作品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给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预制了潜形的方向,这种译介工作的大努力、译介作品的大集中、译介精品的大检阅,给中国现代作家群体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视的。通观整个中国文学史,凡是文学昌盛繁荣的时代必定是翻译作品密集的时代,虽然由于历史、时代的嬗迁,“外国”的外延与内涵各不相同,但文学史上的规律却大抵如此,很少例外。因此,中国现代编辑群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每每当一个作家刚刚登上文坛,在读者面前还是一个陌生者的时候,编辑就已经在注意他、研究他了,而且最先担负起向读者进行介绍之责任的也往往是他们这些辛勤的园丁。
  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在《小说月报》1929年20卷1至4号上连续登完之后,编辑以“记者”名义向读者作了这样的介绍:“巴金君的长篇小说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询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能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注:《小说月报》1929年第20卷第4期。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编辑的客观、公正、严肃与认真。谁也没有想到,历史会以这样朴素、深情的语言,介绍并迎接了一个未来的文豪的诞生。
  五四以来的文学界,存在着许许多多像这样秉公办事、仗义执言的令人崇敬的园丁。五四之后,叶圣陶在文学界已是颇具盛名,但他却多次申明“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注:吴泰昌:《叶圣老的心没有离开过教育》,《新观察》1982年第4期。)。叶圣陶始终以此鞭策自己, 以全部的热诚来对待自己的“第一职业”,并在培养文学新生力量方面不遗余力。现代散文作家秦牧的第一本《秦牧杂文》(194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收入的是他24岁时的作品,而编辑就是时任《中学生》杂志主编的叶圣陶。秦牧的稿子字迹比较潦草,叶圣陶曾亲自为他清清楚楚地重新誉写一遍。秦牧对此事一起念念不忘,他说:“叶老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至今想起来还是叫我十分感动。”(注:《叶圣陶为秦牧抄稿》,《北京晚报》1984年9月3日。)从1927年5月至1929年5月,叶圣陶还编辑过两年《小说月报》。丁玲的短篇处女作《梦珂》(注:《小说月报》1927年18卷第12期。)即发表在当时的《小说月报》上,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因此,时人都称赞那两年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作,盛赞叶圣陶善于发现人才,给文坛带来了新气象。
  孙犁从30年代后期开始做编辑工作,一直到60年代他始终没有离开过编辑岗位。他发现、扶持了大批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备受尊敬。在谈到他发现作家时,他以盆栽的三株马尾松作喻,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注:孙犁:《存活的树苗》。)又说:“近些日子,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刊物和编辑,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一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
  鲁迅通过编辑工作团结、扶持了一大批文学青年,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其中健康向上、饱含忧患的一支严肃作家队伍,更是如此。柔石、胡也频等都是深受鲁迅影响并受到鲁迅直接扶持后成为着名作家的。恩格斯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注: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页。 )处于黑暗中的青年学子,许多正是通过阅读鲁迅本人及其编辑的作品而渐受影响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的。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编辑的职业素质要求很高,不妒恨、不羡欠,没有“既生瑜,何生亮”的偏激,以求真求美爱才惜才为己任,等等。中国现代文学的空前繁盛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部分得益于当时的编辑群体的素质高、接受能力强。正是由于拥有了如此一批学养深厚、贯通中西的作家、学者参与编辑工作,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观照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豪巨子的直接参与编辑从一开始便显出了高人一筹的理论眼光与选题策略。尽管目前有关如何提高编辑素质的论述连篇累牍,但笔者仍认为素质是远非培训、训练等技术手段所能丰富与提高的。鲁迅、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人高深的编辑素质与他们的出洋,对海外文化、文艺思潮的熟稔不无关联,同时又与他们贯穿于始终的学习和刻苦不断的创作有关。所以,编辑应该拥有自己编辑业务之外的一门或多门“专业”,在这项专业中他必须是有自己的思想、创见的专家,同时又必须是不囿于习俗成见、能够包容各种思想倾向的杂家。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史上,各种文学社团的会刊都是具备自己独特的理论主张与创作追求的,是极具“个性”的。由此,现代中国文学才显出了风格迥异、色彩斑斓的特征。
  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应有新的篇章,对其时的编辑文化的研究,无论是从“史”的角度,还是从“论”的角度,都不乏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 1999—06—08
学术论坛南宁96~9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保昌20002000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现代编辑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个弱项,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繁盛景观是极不相称的。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辑群体的人员构成、编辑策略、编辑素质与变动的主张,认为该群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文学/编辑/文化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7 作者:学术论坛南宁96~9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保昌20002000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现代编辑群体的研究一直是个弱项,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繁盛景观是极不相称的。本文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编辑群体的人员构成、编辑策略、编辑素质与变动的主张,认为该群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文学/编辑/文化
2013-09-10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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